上图:“妈妈，你好吗？我想你”，在砖墙的那边埋着艾滋女孩甜甜的妈妈，甜甜今天又来看妈妈,两年前妈妈被艾滋病夺走了宝贵的生命。甜甜的爸爸泣不成声地说“没娘的孩子像棵草！”        王克勤摄影

        开完会已经到了九点半，一路上想着80后的问题，想给80后一代人写封信。他们需要反省。我以为这是我的责任之一（多么可笑，是吧！）。回家却又看到老朋友王克勤给我寄来的中国经济时报。四万颗血迹斑斑的汉字，讲的是河北邢台艾滋病患者的苦难。突然觉得80后问题可以远远地抛开，今夜，我要为苦难而书写。
        在此之前，我就已经从克勤的博客上看过那些故事和相关的图片了。今天下午，还看到他呼吁大家为那些受难的儿童做点什么，我激动地留下了一段文字。可是，当我看着朋友崔克亮写的评论文章《是谁打开了潘多拉之盒》时，不知为什么，忽然间异常地疲倦。
        是真的疲倦。连呼吸都有些困难。闭上眼睛挣扎了半天，想写点什么，可是，一点儿精神都没有。
        原本以为今夜的文字会充满力量，原本以为会像中国经济时报的总编辑包月阳签发克勤特稿时会流泪，原本以为我会写一篇像样的文章。
        可是我疲倦了。
        一时之间，我觉得在这个世上，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吞噬着人的良心，在蚕食着人天性中的那一点点怜悯之心。一群官员，一群泯灭了天良的我的同类，在犯罪。我不仅仅同情那些受难的儿童，我还可怜那些犯罪的同类。在中国，在世界各地，有多少这样的罪犯？我们拿他们怎么办？
        是什么让我们的世界变成这样的？人类是如何一步步变成魔鬼的？
        我被这无形的巨大的问题打败了。
        我的文字能起什么作用呢？想到此处，近一个月来我第一次对文字如此地厌倦，第一次对我辛辛苦苦经营的博客如此地厌恶。罢了，克勤，今夜我失言了。

上图：这棵小树有长大成材的一天，8岁的艾滋女孩甜甜“她能长大成人吗？能享受到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得到的生活吗？”    本报记者   王克勤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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