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迷恋张悟本，结果，他是个忽悠；迷恋唐骏，结果，他又是忽悠；这年头还是不要迷恋别人了。

    看孙悟空功力如何，方舟子能让多少妖精现出原形？
    唐骏“学历门”掀起了整个网络的“纠错之风”：传记出版的出版社和作者纷纷发出勘误声明，不少曾拥有西太平洋学历的名人们，也开始了网络简历“纠错”。上市公司也加入阵营，冲锋手便是蒙牛，很有意思，前晚蒙牛（2319.HK）在港交所发布澄清公告，公司执行董事丁圣先生在南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进修、完成相关课程，但并非毕业于该校，也未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而在之前的09年年报中，蒙牛将丁圣背景描述为：毕业于南开大学，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不过，蒙牛到底是以“澄清公告”还是应该用“修正公告”示人，是个很大的问题。

    更有趣的是，“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员通讯录”上的多名学员表示他们曾在北大参加学习班获得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学位，并称西太平洋大学曾向他们出具加州政府和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所签发的办学资格证明。然而北大负责国际交流的国际合作部和负责成人教育的继续教育部，两个部门的值班老师昨日均表示，北大没有和美国西太平洋大学有过合作项目。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国际合作部主任莫舒珺昨日表示，北大所有的工商管理学课程都是由光华管理学院负责，但从未跟西太平洋大学合作办学。
    如果多名学员不像说谎，那么只能说北大的内部管理极其混乱了，竟然不知道教室被非法占用了。

    加点三聚氰胺怎么了，谁敢说三鹿奶粉没营养，谁敢说之前的三鹿企业不赚钱不成功？这就是那些只有功利没有公德的人在唐骏事件中的逻辑。

    多名经常以怜世悯人的面目出现的社会学者，竟然以“每个人从小到大难道没有说过谎、考试做过弊、偷过菜”来为作假辩护。只能说中国无良的知识分子太多了，以至于人家打击假学历、甚至只要有人讲诚信、讲道德就说人家是伪道士；对名人提出质疑就说是妒嫉、不怀好心，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这种人跟那些给权益受到侵犯而坚持上访的人定位为精神病的人有什么区别？在他们看来，造假值得倡导，讲诚信者都是伪道士。中国就是要多点像方舟子这样较劲的人。不能因为下面有一群人支持，就能纵容一个人的错误，他的错误与大多数人有没有犯过错无关。
    还有人居然说唐骏是因为没有背景、出身低而被打假，更有人以“英雄莫问出处”为由为唐骏辩护，请那

些以种种借口为唐骏辩护的人搞清楚，北邮的本科，公派日本的留学生，唐骏出身不低，如果要说唐骏有低的话，也是手段低。

    更有多的观点说是因为中国是个唯学历论的国度，才诱使唐骏说谎造假。社会环境不好是一个人可以杀人的理由吗？况且学历是每一个国家都唯的，不然，让100个小学学历的人去微软应聘试试看，看能进去几个？别忘了比尔.盖茨是在哈佛退学的，与一般的低学历是有严格区别的，他是因为学校的教育已经不能满足他了才退学的。精英教育的美国更是注重学历，而且更注重学历的含金量。但是唐骏的造假学历与进微软无关，网上为唐骏狡辩的人通常会以“比尔.盖茨和微软是傻子吗”来证明唐骏并没有造假。首先，比尔.盖茨认识一个小小的唐骏的可能性极低，中国人接触、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难度极高，特别是还在8年、10年前；其次，微软人事部在刚刚招收员工的时候，要进行学历核实，造假的一定不会招。所以，唐骏在这个时候提交的学历是真实的北邮和名古屋的硕士。但是，员工进入微软后，在内部流动或寻找外派机会时，人事部一般不会再去核实学历。唐骏可能就是找到了这个制度漏洞，打了这个时间差，在以后填简历或阐述时偷偷给自己加了一个加州理工博士，备了一张西太洋大学的博士证书，而在外人的意识中就当是微软核实过了，应当不会假。可是倒霉的是连西太平洋大学都却刚刚在那个时点如天上人间那样停业整顿了。所以老话说，只要是做假了，西洋镜一定是会被拆穿的。 

    1903年至1912年美国经历了十年轰轰烈烈的扒粪运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当时转型期的美国社会问题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报刊业（现在的平台变成了网络）给这些人创造了宽广的舞台，因为低廉、通俗的大众杂志报纸具有广泛的读者群。1906年后，这场运动的旗帜性刊物先后被保守的企业集团购买，事实上揭黑运动就此灭亡。但是到六七十年代，黑幕揭露报道的变种———调查性报道大行其道，其中最大的成就是《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报道。1985年，“普利策新闻奖”设立了调查性新闻奖。

    轰轰烈烈的黑幕揭露运动虽然无疾而终，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社会作用。它不仅促成了美国公民意识的觉醒，更把舆论监督的观念深入人心，最终造就了现代意义上的调查新闻界。（据《世界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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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粪运动的背景
　　南北战争之后，被解放的黑奴和数百万移民投入到机器化大生产中，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的发展却未惠及大众，财富高度集中，资本家垄断市场，还与贪官污吏沆瀣一气。美国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似乎正面临失去灵魂的危险。　　
    工业化促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旧城市管理体制无法适应大型城市的发展，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当时松散联邦政府体制下的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对州政府和大型工业企业听之任之，企业纠纷、劳资纠纷、城乡矛盾得不到解决，最后，是那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这些社会问题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报刊业给这些人创造了宽广的舞台。低廉、通俗的大众杂志报纸具有广泛的读者群，揭露黑幕的文章与民众休戚相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普通公民的关注、黑幕揭露者自身的责任感以及大众杂志所提供的宽松平台，催生了1903年至1912年这十年间轰轰烈烈的扒粪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