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论调错在哪里？　2009年01月07 

        《金融时报》　 塞缪尔.布里坦

    在二战结束后历时40多年的冷战期间，最让我恼火的莫过于经常听到这个问题：“还会再爆发一次世界大战吗？”

    这分明比设想任何一种经济衰退都更加让人不快。可在我看来，这种讨论徒劳无益。我可以回答“有10%概率”、“有50%概率”或“有80%概率”，都似乎同样有道理。我不知道，也无法知道。没有人能够知道。这种无意义的揣测，只会转移人们对一个更重要问题的注意力。这就是：“为了降低发生这种灾难的可能性，我们是否做得足够？”此处的“我们”不是泛指人类，而是指我身为一介公民所居住的国家，即英国的政府。

    的确与当前经济前景有相似之处。我不能宣称预见到了金融爆裂，但我确实在2008年2月1日的专栏文章中警告人们不要把自己“谈进”衰退。我也写到了人们必须“振作起来”。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当年说得更精彩：“除了恐惧本身，我们没什么可害怕的。”

    当前最令人震惊的是大众的宿命论思想。人们谈论衰退，就好像在谈论自然灾难，犹如彗星撞击地球，使恐龙灭绝。所有热门话题都围绕节约、缩减和简朴。普通人也能够看出，这种情形只会使形势变得更加糟糕，加剧恶性的下行螺旋。我绝非主张人们为了爱国应该大手大脚地花钱，但是，人们也不应该节衣缩食。

    对那些失业和担心失业的人来说，经济不景气是一场悲剧。但是，认为未满足的需求与愿意满足这些需求的失业工人应该并存，也是一种逻辑上的荒谬。人类所处的自然条件本来就以稀缺为特征，冲突常常围绕稀缺资源的分配而发生。通常情况下，你无法既拥有无数的枪杆子，又拥有无限数量的黄油。克什米尔地区无法既属于印度又属于巴基斯坦。政治和经济的艺术，就在于探索适应这些紧张的方法。

    但在经济衰退中，这些古老的箴言被暂时搁置。你可以在不牺牲B的情况下拥有更多的A，你可以在不牺牲消费者满意的情况下进行环保投资。的确，衰退的起因就在于支出不够多。我们正处于一种宇宙学家熟悉的平行宇宙，常规完全颠倒，传统的谨慎告诫不再适用。未来某个时候，这些告诫将再次适用，但在此之前，我们何不尽量利用机会之窗？

    不论价值如何，目前的政策制定基本上比早些时候更加直截了当。当然，关于应采取哪些具体手段刺激购买力，以及财政工具和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都有问题存在。但与此前不得不兼顾抵御衰退与应对通胀的两难困境相比，这些属于次要问题。抵御衰退要求实施扩张性措施，而为了应对石油及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所引发的通胀持续上升，则应实施限制性措施。通胀如今已大幅放缓，如果抛开按12个月期间进行比较的束缚，通胀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对于我的主张，主要反对论点之一在于政府为抵御萧条而积累的债务规模。假如政府事先教导选民有关私人部门债务与公共部门债务的区别，情况就会好得多。就单个国家而言，早期凯恩斯主义者所说的“我们欠自己人的钱”不免夸张，但此话就整个工业化世界而言仍说得通。因此，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认为应采取多边行动的主张是正确的。

    另一种反对论点是，衰退据说有一个作用。它使不当行为和过度投机的投资消失得更快。这正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创造性破坏”。这在一定程度上没错。但这不能证明，由于经济体中购买力普遍下降，完全可行的行为遭到二次、三次破坏就是合理的。事实上，熊彼特自己——作为哈佛教授，他那时已避而不谈宏观经济主张——面对上世纪30年代的萧条突然感到恐慌，敦促采取一项十分庞大的财政刺激方案。另一个流派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上世纪70年代时，对不可避免的衰退与因经济体中购买力累积损失而引发的“二次衰退”作了区分。但没有证据表明，上世纪30年代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执教并作为凯恩斯主要反对者之一时，就作出了这种区分。

    将来某个时候，人们将重新奉行那些古老的美德。但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正如《传道书》所言：

    “天底下，凡事皆有定期，万物皆有定时。”

        译者/岱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