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能够追溯到多少年前的精神导师，你将会看到那是一个拉板车的疯子......在全县的知名度不亚于县长。”

        ——这个人大名“金清华”的环卫工人，其最巅峰的年代应该是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因为我在本世纪初到了街上，关于这个“癫公哩”的传闻，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有人建议我有机会要会会他，不是因为我手上的所谓“乡村俗语”研究在他那里应该有资源，还因为他确实有才！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我竟然与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不期而遇。旁边有人暗示我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口头文学大师，我瞬间理会了。一问一答之间，他老人家果然出口成章，尤其押韵。路过小城推平一个小山坡而建成的广场，他张口就来：“广场修得好，就是人太少！”我则笑曰这个“太容易”：“金城大道修得好，可惜来往车辆少”。当扯到退休工资时，说他自己“没戴乌纱帽，工资冇几高”。我就拿身边的同事说事：我学历比他高，资格比他老，职务更比他高，可我基本工资没有他高，因为他又职称，应该这样说：“职称评得早，工资不会少；技术职务高，工资往上翘”。我回忆这段往事，无疑贬低金某，只是说这样的“打油诗”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金某能有那么多受众，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敢说或敢于自嘲。作者甚至在后面的《国画》里再度提及他，足以证明他在小城的影响力。据说他经历丰富，是个有故事的人，例如他从外地调回的，喜欢在人多的地方，以起独创的“荤段子”“逗骚”看上去标致的女人，误判的时候甚至挨过女人的辱骂或厮打云云。

      《自我囚禁，以及小故事》。“我像一尾鱼，自由然而盲目地沿着瓶子的壁沿来回游动”。或许就是作者“我爱上了游泳”的理由，客观上可能是：“从我家走到县城唯一的河流，不用五分钟”。小城的居民习惯叫它“东门河里”，就是因为小河依偎在小城的东面。还有不管你下河是不是真的“洗澡”，我们一概叫“洗澡”。1982的秋，我在莲花一中度高四，经常在傍晚从西南面的学校穿越整个小城到东门过大桥，下到大桥下的上游下河洗澡。那是洗澡的成分多一些。之所以选在东岸的鹅卵石滩上宽衣解带下河，一是那边的水浅一些，并且河床是缓缓的，不像西岸那边，尽管有亲水码头（俗称“等埠”），但河水陡然深得很陌生，还人员混杂，对于我这个从乡下来的孩子来说，有太多的不确定性，甚至是有几分惧怕。次年的高考前，似乎还去过——要是现在那还得了啊？遗憾的是高考后离开了县城，也就离开了那“东门河”，直到1997年初调回老家，才再有机会看一眼这早已面目全非的小河，更不用说当年“洗澡”的桥下是一片污泥滩！

    “记得母亲爱看戏，经常带着我，或者姐姐妹妹去看‘人戏’......”。故乡的“人【yin】戏”，即舞台上活体人演的舞台剧。对于我们乡村百姓来说，尤其对于乡村的孩子来说，能到街上（即县城）去看一场“有布景”的“银戏”，无疑是“文化大餐”——源于孩子似懂非懂和不菲的票价、以及难得的票。我记忆里在县“展览馆”的剧场里看过一场《梁山伯与祝英台》，看到祝英台奋不顾身地投进那轰然开启的坟墓，觉得不可思议和神奇。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看到了电影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才一个视觉享受。乡村的舞台，则是典型的“乡下狮子乡下舞”——大集体时期的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摇身一变了专演古装戏的剧团。简陋的舞台，简陋的服装道具，包括牵强附会的演员尉演技，都挡不住乡村男女老幼的向往。当年我们大队就有一支队伍。甚至演到了隔壁的茶陵县、永新县。拿手的剧目，除了《梁祝》外，还有《王千金祭夫》、《春草闯堂》等。记得演春草那个姑娘视我的一个表姐，成了十里八乡的明星而被追捧，进而嫁得的如意郎君是“吃商品粮”的......

        作者记得是县剧团的明星——“有个姓张的演员，很著名，她的唱腔如泣如诉，表演如诗如画。”不幸的是死于“情杀”，而我那个明星表姐也因为孩子他爹的不幸遇难而陷入生活的泥潭，为之叹息...。因为我曾今在文化局上过班的，并熟悉文化局下属的剧团，所以在《往昔书》上看到这段“故事”时还忍不住地给一个资深剧团人微信咨询。他没有说到有这个一个“张”，说完全没有印象。倒是另有其人其事，只不过是“男主角”过不了那个坎，女主角越走越远，活得有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