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习俗,春节前后是“做好事”(主要指结婚、嫁女和过屋即乔迁)的集中期。过去是一年忙到头,只有过年了才会闲下来,也该闲下来。俗谚哇“叫花子也有个三十日”,也就是说居无定所、疲于奔命的叫花子也得在大年三十来临时好好准备过个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乡村陆陆续续有相当的青壮年男女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打工者队伍,不仅丢开了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而且还丢下了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甚至还有嗷嗷待哺的婴幼儿。俗话说“吃了人家的饭、要服人家的管”,或者说从“无组织无纪律”的农民一旦成了“有组织有纪律”的工人,也就自然而然地养成了“纪律性”,实际还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于是约定俗成似的,“做好事”也是就打工的回家过年这几天。
好在如今只要有钱想买什么有什么、想买多少有多少、想什么时候买就什么时候买。例如过去乡村人家需要大半年、甚至一两年筹措的嫁妆,如今只要个大半天就能购置好,还小心翼翼地全部送货上门。所以只要春节前后的人回来了,“临时”动议“做好事”也很方便。一通电话或微信就可以周知到所有的亲朋好友,而过去,则要提前十天半月“发帖哩”(即按传统规制的手写大红请柬)。收到的“帖哩”得平放在灶头上靠墙一边,尽管这灶头上十有八九是黑不溜秋、布满灰尘。如此煞有其事地平放在灶头上,也是有意思的。首先是对“娘娘爱地”(对“司命娘娘”其实是灶王爷的俗称)的尊敬。“帖哩”平放灶头是“祭【ha】一下【ha】”,以示对这“一家之主”的请示汇报。其二是要当家人引起重视,重视的过程或形式无非是如何筹措礼金与礼品,有些至亲有至关紧要的“好事”、例如内弟结婚、姨妹出嫁等,好早就得谋划这“大礼”——例如养一头猪、蒸好几缸酒(乡村古法酿制冬酒,以“缸”为计量单位,通常以24升糯米为一个单元)。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一个“穷”字才显得那么“重要”或“严峻”,偏偏这“门风”又不能倒——独立成家了就得“当门抵户”,即履行一个家的责任与义务,尤其遵从公序良俗所赋予的人情往来。没有,就是举债也得把礼送上,不可以当“无耻”(即因为送不起礼而躲着不去赴宴)。也有遇到十分窘迫的时候,就是借都无门了,还有最后的救济——写账。通俗的理解就是向“做好事”的事主举债。礼品例如稻谷或酒还是担过去,只是那个红包里是一张“红条”(红纸写的白条)。这样的“写账”也不是随随便便“写”的。至亲、知根知底、不可缺席、近期也有对等的“好事”要做等,是基本要件。
但是,当“写账”的事主“做好事”时,不论事隔不久或多久,持有“红条”的兄弟姐妹万万不可“以其人之条反送其人之礼”。或有人认为未尝不可,则一定有人坚决反对:俗谚哇“‘一还一、二还二’,哇都哇不得!”这“反对”的含义是丰富的,也是心照不宣的,尤其这“一还一、二还二”。本来的意思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们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也就是事情的发生或处理,每一件事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最好不要认为地把他们纠结在一起,以免适得其反或扯不清而惹是非。在这样的情景下,明显就是不能以“写账”还“写账”,用“红条”充当“礼金”。因为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码事,其实大有文章。一是先“写账”的定有难言之隐,那么“还写账”的不至于这么巧也是“走投无路”了;二是如果真以“红条”回礼,那么从此以后可能就是“条来条去”,这样就有可能“断伤岸”(即不当亲戚来往了)。“反对”的理由,还有就是这“哇都哇不得”。不仅指这种“以‘写账’还‘写账’”做不得,而且连说都不能说,因为一旦说出了口,就意味着揭了送礼写账亲戚的短,也揭了“写账人”兄弟姐妹的短,也表露了对“写账”亲戚的不满、甚至是看不起。结局有可能是“不欢而散”。最好的选择应该是不露声色地、高高兴兴地照常
送礼品、封礼金。“写账”的亲戚之所以敢“写账”,至少表明他不是那种“耍无赖”的人,看到“债主”照常行礼,心中自有分寸。“好事圆场”了,一定会主动上门去“兑换红条”。
“一还一、二还二”,更多是乡村百姓相互告诫,在经济往来上一定要条理清晰、来去分明。陌生人之间有买卖也该是钱货两清,真正有经济纠纷的恰恰是亲戚朋友之间,所以这乡村俗语的意义还是在于强调“亲兄弟、明算账”、告诫“财上分明大丈夫”,即使在同一口锅里吃饭,也得“收支两条线”。
自去年春节开始的“异情”,一路颠颠倒倒,无论城乡,“做好事、办酒席”都成了一种“临战状态”或“奢侈”。好在如今亲戚朋友之间有微信沟通,再大的空间距离也挡不住微信支付,滴答一声就是银子。最庆幸的还是经济发展了,收入增加了,本身就罕见的“送礼写账”一去不复还了...
注:另有近义的俗语“桥归桥、路归路”(另有小文叙之),倾向对事情的处理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