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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05 22:5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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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大宗南渡
——孔子嫡传后人为何在衢州
2011年9月28日孔子诞辰2562年纪念日，在孔子故里曲阜,辛卯年公祭孔子大典在曲阜孔庙举行；同时,
一场“学祭”典礼在浙江衢州孔氏南宗家庙举行。11年5月,以“当代人祭孔”和“百姓祭孔”为特色的南孔祭典,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世人皆知,孔子的家庙在曲阜,在衢州怎么也有孔氏家庙?在“学祭”典礼举行之际,记者赶赴这座有着1800年历史的江南重镇,走近存有宋时规制的孔氏南宗家庙,聆听6岁袭任“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官”的孔子第75世嫡长孙孔祥楷讲述那段被湮没的历史……
自唐太宗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下诏“州县以下皆立孔庙”开始,我国历史上先后有上千座孔庙。而孔氏家庙是孔子嫡传宗子率族人祭祀孔子的地方,整个中国只有两座:一座在孔子的故里山东曲阜,另一座就在浙江衢州。
清朝兵部尚书李之芳《清康熙衢州重修孔氏家庙碑》云:“孔氏之家庙者遍行天下,唯曲阜衢州耳。”但是,孔子后人为什么在衢州建立南宗家庙?这就要从孔氏大宗南渡说起。
北宋末年,朝廷腐败,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而女真族迅速崛起,与北宋联合灭辽后,窥宋虚弱,挥兵南下。北宋政权内部战和不定,终在公元1127年酿靖康大耻,宋徽宗、宋钦宗被俘,皇后、嫔妃、皇子、公主等皇室成员和机要大臣、宫廷女官乃至厨师等都被金人俘虏北上；而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因被外派任河北兵马大元帅,成为皇室唯一幸存的人。
在大臣们推举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改元建炎,赵构便是南宋的第一任皇帝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秋,宋高宗为躲避金兵,把行宫转移到扬州,“诏东京所属官吏,奉祀器、大乐、仪仗、法物”,在扬州东南筑坛,开始准备冬至郊祀。
据《衢州孔氏南宗家庙志》记载说,建炎二年,宋高宗赵构在扬州祭天,孔子第48代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奉诏陪祭。而早在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26岁的孔端友就被授为朝奉郎、直秘阁、袭封衍圣公。在叔父孔传的支持下,他命胞弟孔端操和部分族人留守阙里,自己与孔传率领宗室成员于11月抵达扬州,参加冬至郊祀。
扬州郊祀后,孔端友和叔父孔传回到曲阜。当年12月,金兵侵东平、下济南,经孔氏族人商议,除留孔端友胞弟孔端操、侄孔璠留守阙里陵庙外,孔端友毅然率领百余近支族人,于“金人陷袭庆(今山东兖州)”前南下,避寇扬州。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2月,金军攻破楚州后直逼扬州,宋高宗仓惶逃往杭州,孔端友偕孔传等百余近支族人随后到达。宋高宗为“回天下之心”,处理南渡的文武百官、皇室巨族的善后事宜,令“百官入见”。孔端友率部分族人前往朝拜,上疏叙述孔氏家门旧典及离祖丧家之苦。宋高宗感激“护驾南渡”的忠诚和奉像南渡的功德,于是颁旨,赐家衢州。
靖康之变、曲阜中衰,而南渡后的这支孔氏族人就在衢州住下来了,衢州也就成了孔子后裔的第二故乡,史称“东南阙里”。
在孔子后裔安家衢州之后,与南宋政权对峙的金朝皇帝金熙宗封孔端友留守之弟孔端操之子孔璠为衍圣公,主持曲阜祀事。自此,孔子世家内形成了两个宗子、两个衍圣公的局面。
据介绍,孔氏南宗先后经历孔端友、孔玠、孔搢、孔文远、孔万春、孔洙六代衍圣公。不过,在元大一统后,元世祖忽必烈欲以思想的统一巩固其政治统一。北宗衍圣公孔浈因“冒姓而夺爵”,朝廷历经廷议,确认“寓衢者乃其宗子”。
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南宗孔子第53代嫡长孙孔洙奉诏入觐,元世祖令其载爵回故里曲阜承祀。孔洙向元世祖面陈两难心境。他说,衢州已有5代坟墓,若遵皇上诏令北迁,自己实不忍离弃先祖的坟墓；若不离弃先祖坟墓,又将有违圣意。孔洙表示,母老乞南还,愿将自己的衍圣公爵位让给他在曲阜的族弟孔治世袭。
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孔洙让爵”。元世祖忽必烈盛赞孔洙“宁违荣而不违道,真圣人之后也”。这样,由于衢州孔氏南宗的礼让,元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曲阜孔治获得“衍圣公”世袭爵位。正宗由此罢封,而南北复归统一。
南宗“公爵”虽让,但孔子之道始终未违。他们也以此为契机,坚定地走向民间,致力于平民教育,或为学官,或为山长,前后相望,为“儒学南渐、理学北传”作出了贡献。
明弘治末年,衢州知府沈杰缘于“南渡”、“让爵”等史实,疏请援例复爵。明廷遂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诰授孔子59世宗子孔彦绳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享受衍圣公次子之待遇。而在“德让”风范的激励下,南宗先后承袭的十五世翰林博士及三任奉祀官,仍继续弘扬孔子之道。明清统治者,亦于南宗的“典礼”,逐代有加。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与民国政府仍旧尊孔崇儒。民国24年(公元1935年),南京政府下令废爵,改封南北两宗宗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仍为世职。1946年,国民政府对幸存的孔氏南宗家庙建筑进行了修建,年仅6岁的孔样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官”。
据孔祥楷介绍,大宗南渡时,孔端友及族人恭负着传家珍宝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在孔氏子孙的心目中,孔子楷木像就像是孔先圣的化身,有着极高的神威和神力。1960年,孔子楷木像回归曲阜孔氏家庙。现在衢州孔氏家庙思鲁阁中的楷木像,是北宗奉送的复制品。
相传,孔子生前有弟子三千,去世后,弟子们悲痛不已,在孔子坟前守墓三年。三年后,唯有子贡不忍离去,在孔子墓前搭起茅屋,继续守了三年。这期间,他常常回忆老师生前的言行容貌,并砍来楷木,心思手摹,终于雕成了孔子和亓官夫人像。
据了解,这对楷木像高不满2尺,孔子长袍大袖,手捧朝笏；亓官夫人长裙垂地,形象生动。孔子去世后第二年,鲁哀公将前居室立为庙堂,当初仅有“茅屋三间”,孔子夫妇楷木像雕成后就供奉在这里,摆设条件非常简单。
根据民间传说,当年衍圣公孔端友背负两尊祖宗圣像率家人南渡,行至镇江码头,大家又饿又累,便上岸稍作休整。这时,金兵突然来袭,眼见楷木圣像将被金兵掳劫,大家正在束手无策之时,突然刮起一阵狂风,把船只掀翻。金兵见此情景,以为船上的人都被巨浪卷走,便回马收兵而去。孔端友急命家人打捞楷木像,这时只见河面上有三位神人踏着祥云,拥着楷木像向岸边走来。孔端友和家人把圣像小心地护上岸,并在岸边焚香祷谢。这时,袅袅香烟中出现“鲁阜山神”四个字,原来是孔子故乡的山神救护圣像。后来,为了感谢故乡山神的功绩,孔端友及家人在衢州建立了“柯阳首庙”,即“三神庙”。
宋理宗三年,朝廷命建衢州孔氏家庙,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在此度过了27代860多年,仍然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劫难。就以南宗家庙来说,或改朝换代,或战火兵祸,就先后迁建过三次,每次都经受着被劫或被毁的险境,但孔子楷木像最终被完好地保护下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两次攻陷衢州,入侵衢州的日寇军官听说衢州孔氏家庙珍藏着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企图劫取这一稀世珍宝。当时的国民政府曾致电浙江省政府,令南宗奉祀官恭护圣像移驻龙泉、庆元山区。为掩敌耳目,孔氏后人密访能工巧匠仿制了一对赝品,奉祀官孔繁豪携带避至龙泉、庆元,而将真像密藏在衢州深山里。侵衢日军未能掠得孔子楷木像,大为恼火,劫掠庙内400多件珍器,还纵火烧毁孔庙藏书楼。抗战胜利后,孔子楷木真像重新珍藏在衢州孔氏家庙中,同时烧毁了赝品,以免日后鱼目混珠,真伪难分。
800多年的风雨斜阳、战火硝烟,衢州孔氏家庙的建制依然遵循着南渡时家庙的规制,并一直保留思鲁阁,表达着强烈的思乡之情……
（来源：2011-10-11大众日报）
齐鲁世族的南迁与齐鲁文化传播
西晋末年，统治阶级上层为争夺帝位而陷于混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乘机进入中原，长安、洛阳残破荒废，包括齐鲁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各族混战的战场。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司马睿立国江东，以琅琊王氏为首的齐鲁世族追随南渡，并成为东晋开国的政治支柱，其文化取向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值得注意。
据《晋书》记载，永嘉乱后，齐鲁世族大部南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琅琊王氏、颜氏和诸葛氏、高平郗氏、泰山羊氏、鲁国孔氏、济阴卞氏以及琅琊刘氏和姑幕徐氏、东莞臧氏和刘氏、东海王氏等。这些家族南迁，不只携带自己的亲属，还将所属部曲、佃户一起迁移，有时众至千人甚至多达万人。如此规模的迁移，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对迁出地和迁入地都造成很大影响。由于这些世家大族及其士人世代生活在齐鲁本土，齐鲁文化绵延期间形成的某些传统，浸渍而形成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他们家族及其士人性格、心理、气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以至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都体现在他们家族教育及其家族文化传统之中。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齐鲁世族及其士人就成为齐鲁文化的体现者。两晋之际，作为齐鲁文化载体的齐鲁世族及其士人的南迁，实为包括齐鲁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南向播迁。
秦汉魏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北方，长江以南只有长江下游建康（今南京）一带开发较早，其他大部分地区相对落后。永嘉之乱后，齐鲁与中原世族的南迁，将学术文化中心移于江南，这既使传统的民族文化得以保存、延续、传播，同时也促进了齐鲁、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的进一步交流、融合，从而改变了当时江南地区的文化面貌和历史进程，意义巨大，影响深远。其中，以琅琊王氏为首的齐鲁世族是北方世族的代表，其地位和作用尤其值得重视。这种作用与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倡导儒学教育，恢复文化传统。偏安一隅的东晋，在汉族士人心目中仍是中央政权的象征。东晋政权建立前夕，王导都督中外诸军事。在“军旅未息”之时，他首先考虑的是兴复教育，接续久已失坠的“文统”，实际上也就是确立司马氏政权的正统地位。王导主张通过“阐扬六艺”、“隆教贵道”，使礼崩乐坏的局面得以改变，“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化成俗定”，通过教育，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散骑常侍戴邈、太常荀崧等也上疏支持王导的主张，提出尊经、增设经学博士。元帝采纳他们的建议，不仅使东晋初年出现儒学复兴的气象，同时也奠定了东晋南北朝文化思想的基本方向。
其二，家风影响世风。魏晋以来，官学沦废，学术中心移于家族，家族教育就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齐鲁世族的家学教育内容有同有异，其中琅琊王氏最具代表性。王氏的奠基人王祥以孝著闻，而在政治上则顺时通变，不拘臣节。在两晋之际，王氏家族习儒谈玄，信仰道教而濡染佛学，代表着时代风气。王戎、王衍在西晋都位至司徒（丞相），王戎早年与嵇康、阮籍预“竹林七贤”之游，王衍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实际上，王戎也好，王衍也好，他们谈玄，都是一种保护色。《晋书》本传说得很清楚，他们处于乱世，“志在荀免，无忠蹇之操”。王衍在挥尘谈玄的掩护下，凭借东海王司马越的势力，在西晋将亡之际，为王氏营就“三窟”，使琅琊王氏成为东晋的开国元勋。王导“为政务在清静”，为人“简素寡欲”，尚儒谈玄，濡染佛教，而其主政则注重传统，务实进取。其子孙重视儒学教育，以孝悌传家；重视私德，不竞荣利，为人少有放浪自恣、颓废无行者。综观王氏家族的社会表现及其价值取向，他们是以儒学持家，以玄学博取声誉；儒学是安身立命之根本，濡染玄、佛则是为顺时通变。齐鲁其他世族，如琅琊颜氏为世代保持儒学传统的家族，其后裔如颜延之、颜之推濡染佛学，而其家训《庭诰》、《颜氏家训》则体现了“世以儒雅为业”的家族文化传统和顺时通变的时代精神。
其三，致力于南北世族的融合，为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作出贡献。齐鲁等北方世族南迁对江南社会造成强烈的冲击，一向安富尊荣的江南世族担心其地位受到影响，对以司马睿为代表的北方世族集团采取不欢迎、不合作的态度。促进南北世族的融合，有争取他们对新政权支持、扩大和巩固东晋政治基础的意义，而融合过程中的碰撞则表现出南北不同的文化态度。如《世说新语》记载，王导初过江，“欲结援吴人”，请婚于太尉陆玩，遭到拒绝，并屡屡受到他们的轻慢。而他却豁达大度，不计小嫌，对他们忍让退避，主动交往；尊重他们的习俗，主动学习吴语。同时，王导对普通人也能真诚相待，并非像朱熹所批评的“是处周旋”，确实反映出一种宽容大度、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来源：2014-10-08
光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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