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连城，《人民的名义》的一个笑料。他心怀宇宙，李达康算什么呢，沙瑞金算什么呢，终究不过是尘埃。他因为“不作为”而被连降数级，从一个副厅级，降为少年宫课外辅导员。

    孙连城显然是虚构的人物，并且在现实中绝无雷同。现实中可有人不贪不占不作为而被连降了数级吗？没有人能举出一个例子。当然，只就“虚构”而言，孙连城在《人民的名义》中也并不是绝无仅有，侯亮平、沙瑞金、钟小艾、田国富、季昌明、高育良、赵东来，等等，等等，哪一个不是向壁虚造呢？

    孙连城、丁义珍、李达康，是截然不同的“三种人”，孙是懒官，丁是贪官，李是能官。前两种是反派，唯有李达康是正派。三种人中最受嘲笑的是孙连城，最受人追捧的是李达康。但人们这么追捧李达康的时候，可能忘了，正是李达康，重用了丁义珍。丁义珍时时处处打李达康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但这也是要经过李达康默许的，不然，丁义珍他敢吗？

    丁义珍是贪官，孙连城是清官。贪官受重用，清官不受重用。可能有人会说，那是孙连城不干事，这话成立于否暂且不表，这岂不就是学的曹操——只要能干事，那怕你品德如何不好，“盗嫂欺金”，都要重用不误吗？

    接下来要切入正题了：孙连城这样的懒官究竟是如何炼成的？

    孙连城天生就是懒官吗？他已经是副厅级了哎，光明区的区长，他从一个小科员，升到副厅级，难道都是靠“懒”上位的吗？从剧中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后台，有什么人脉，省里市里，还有中央都“没人”，那么他这个区长是怎么混上的呢？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揣测：孙连城不贪不占，升到了副厅，是靠自己实干、一步一个脚印，自己走上来的！是啊，后来他“不办事”了，但想想看，一个靠实干上来的干部，一个以清廉自持的干部，就这么眼看着丁义珍这样的贪官顺风顺水，该是何种心情？大家把一个信访窗口看得那么重，但把话说白了吧，那算什么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呢，能比刘新建拿国家利益输送事大吗？能比李达康重用贪官事大吗？能比李达康老婆在李达康领导下担任城市银行副行长事大吗？能比李达康作为一把手在常委会上想骂谁骂谁、看不到市长在哪里事大吗？

    孙连城是一个真正看得透的人，他对“人民”的冷漠，几乎就像鲁迅对于中国的冷漠，因为看透了，冷漠一点有什么要紧，甚至不失为一种“行为艺术”，反衬出现实的荒诞——人民的尊严，难道就体现在上访时有块糖吃、有个座位上吗？人民真正有尊严的社会，是人民不用“上访”的社会，只需要靠选票就把事办了。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因为看不开，发了一连串“天问”之后，屈原投了汩罗江。孙连城比屈原要看得透澈，所以他把目光从人间移开，投向了宇宙。

    金陵小儿用谚曰：“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最后把把莎翁那段经典的文字抄录于此：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个干净，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加高尚？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磨折，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