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后回头看”云云，本就是“科学发展观”的大忌，若大错已成，“回头”何用？“历史证明”大抵说得通，“历史必将证明”大抵靠不住——要“证明”就现在证明，开“空头支票”做甚

全市5000多个建设工地遍地开花，交通堵塞，尘沙飞扬，市民抱怨一片。对此，原武汉市市长、刚刚上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的阮成发坦言：“我知道，在网络上有人叫我‘满城挖’”， 但“大建设不会停止，我会顶着骂名继续下去”；“事隔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后，当我们回头看，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会对不住这座城市，对不住市民。”

阮书记“我会顶着骂名继续下去”，可谓掷地有声，让人想起北宋大政治家王安石的名言：“人言不足恤。”对此有人批评这是对“民意”的蔑视，窃以为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顶着骂名”发生在哪一个环节。

常识是政府在做出某些重大决策之前，需要广泛征集民意。“民意”未必代表“真理”，有时甚至就站在“真理”的反面，但不论多么正确的决策，如果得不到“民意”的支持，就都缺少足够的正当性。一项政府决策的正当性，不是建立在“正确性”上，而来源于出台的过程。也就是说，武汉市的“大建设”，正当与否，何必待“三、五年或者十年后”？只验之“决策程序”足矣。如果阮书记“顶着骂名继续下去”在决策过程中就已发生，那么即使三、五年后全武汉人都对阮书记感激涕零，也不能证明他是在做一件对的事情。

这么说，似乎“民意”也有可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需要指出的是，征集民意的过程也是政府与民意互动的过程，政府可以在与民意的互动中对政策加以说明，媒体上的讨论也可让“真理愈辩愈明”，政府更可以吸纳民意中的合理成份对政策做出调整，并最后获得民意的支持；这还是一个概率问题，“民意”确实可能扼杀一项正确的决策，但从概率上计算，这种可能是小概率的，而无视“民意”而做出错误的决策，则是大概率的。“民主”之所以比一个英明的君主重要，就是基于概率的计算。

当然，如果阮书记“顶着骂名继续”不是发生在决策环节，而是发生在落实环节，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对一项既定的决策，而且事先获得主流民意支持的决策，在落实中就是要简洁、明快，而不能拖泥带水；要一项政策获得所有人的认同，或者不产生任何负作用，是不可能的，总有人说三道四（声音还很高）。但依然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在落实过程中，爆露出的一些问题，是决策时没有预见到的；或者在落实过程中，政策走了样，不是扰民，就是腐败——当此之时，主政者还可以“顶着骂名继续下去”吗？

事实上，“事隔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后回头看”云云，本就是“科学发展观”的大忌，若大错已成，“回头”何用？“历史证明”大抵说得通，“历史必将证明”大抵靠不住——要“证明”就现在证明，开“空头支票”做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