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去年10月28日的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付成励故意杀人案，因公案机关侦查终结，并已移送检察院，如今重新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与当初一样，不论是网络媒体还是平面媒体，在报道时一无例外地称此案为“弑师案”。

     对如此称谓，笔者大不以为然。

      “弑师”显然不是一个法律名词。可以肯定地说，公安机关相关案卷以及检察院之后的起诉书中，都不会见到“弑师”的字眼。付成励杀了程春明，说是学生杀了老师，固然不能说错，但严谨而言，则是一个叫付成励的公民杀了一个叫程春明的公民。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法院在审理与判决中，也绝对不会考虑“学生杀老师”这样一个因素。

     “弑师”之称，可能缘自于媒体报道的随意，却也不经意间暴露出如下一种意识：学生与教师之间并不是平等的个人，而有上下、尊卑之别——学生是下，教师是上；学生是卑，教师是尊。固然，学生尊敬师长乃是天经地义，但这种天经地义也只限于道德伦理的范围，一进入法律层面，即无上下尊卑，学生杀老师，其性质与路人甲杀路人乙并无区别。假设被杀者是学生而凶手是教授，想必媒体报道不会称之为“诛生案”吧？

     当学生杀老师被称之曰“弑”的时候，那么又该如何看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争女友，如何看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其他纠纷比如经济纠份，是不是一有纠纷与冲突，在学生一方都要背负“以下犯上”之大不韪？在学生与老师争女友的时候，做学生的是不是就该学唐玄宗的儿子李瑁那样，把杨玉环送给父皇，以成就“孝道”？这当然很荒唐，但当学生杀老师被称之曰“弑”的时候，也就只能引申出这样的荒唐——不仅杀师是“大逆不道”，即使与老师争女友又何尝不是“大逆不道”？

     对一个用词抓住不放，不免咬文嚼字之讥。但却并不是不必要的，公民权利平等虽然早经成为常识，而由“弑师”一词，我们已真切地发现潜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某些残余。 固然，“尊师”乃人伦大礼，不可轻废，但须强调，“尊师”绝对不应是单向度的，其所对应的是“爱生”。而与其说尊师、爱生是师生之间应有的情感，不如说它们乃属于应有的礼仪并表现为礼仪。古人云：“来而无往非礼也。”此处所言“来”“往”，所指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而其前提则是各自拥用独立、平等的人格与权利。如果没有了这个前提，则所谓尊师、爱生，必然流于病态与畸形。

     《现代汉语词典》：“弑，封建时代称臣杀君、子杀父母：～君。～父。”这里的“封建时代”绝不仅仅意味着某一个时间段，而内含着文明与落后的价值判断。如今显然已非“封建时代”，“弑师”这样的说法竟能风行一时，人人不以为意，视为当然，实在是公民社会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