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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人生杂谈 |
分类: 享受生活 |
王世襄叔叔辞世,家属按照遗嘱,没有设灵堂,没有搞任何告别仪式...
这些都是我在飞机上看到的消息。落地后想给王世襄叔叔的儿子敦煌去个电话,但是又一想,人家本来不办仪式就是想让家里清静一下,我这电话打去,除了“寒暄”两句,确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前些时候称我“老四”的郁风阿姨去世,给“大雷”(老大)“大威”(老二)“冬冬”(老三)去电话,也是说,别来了,一切从简。的确,仔细一想,人总有一天要走完这段路程,如果每人都来一个官方的“悼念仪式”,尤其是配上官方的“哀乐”,那除了给活着的人添堵,真的没有什么积极的意思。
黄苗子伯伯说过,他们一帮老人曾讨论过一种“非官方”悼念仪式,就是一群老友围在一个抽水马桶旁,把先走完路的老友骨灰撒入马桶内,然后由一“德高望重”者主持,搬动抽水把柄,众人望着打旋涡的水把老友带走后,接着就去“大吃大喝”享受人生去也!后来听说丁聪伯伯还为此画了漫画。
我很赞成这种看似“玩世不恭”的悼念方式,既然每人都有这个过程,何必你走的时候要给活着的人留下悲伤呢?
因此,悼念辞世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其生前的美好回忆留下。遗像就应该用最年轻最英俊的照片。
王世襄叔叔和家里是世交。他家的大院后来住进了黄苗子郁风一家五口,张光宇夫妇等,自己却住在张家对面的小房间里。文革期间自然受到冲击,家里地方太小,所以王世襄一直睡在一个“大柜子”里,而这柜子是明朝的家具,现在应该是价值连城了!
文革后期,父母经常来这个院子的张家妈妈(张光宇遗孀)家里打牌(一种叫Kennest,也叫“拦牌”的打法,两付牌,从章士钊家传出,据说是意大利的一种打法。曾经风靡我们这个小圈子)。当时参加打牌的基本“群众”有“张家妈妈”(用南方话发音应该是“张家母妈”),王人美,唐喻(曾任新中国第一任“幻灯局局长”,也是文革著名冤案“二流堂”的“堂主”),和我们(吕恩)一家。后来这四家人被夏衍伯伯称为“四大家族”。这四大家族成员几乎每天在其中一家聚会,除了打牌就是一起聚餐。但是吃饭时候有各种人物参加,而且是主动的显示一下自己的厨艺。印象最深者当属王世襄叔叔。他对吃极其讲究,文革后这个“没落贵族”,每天穿着一套破中山装,足登一双破“解放球鞋”,一早就骑自行车去南小街北口的朝阳市场买菜。每当碰到我们在张家妈妈家打牌,他必然会来凑热闹,献上两个拿手“小菜”。其中最受欢迎者当属“烤大葱”。他必须亲自选买大葱,亲自烤制。这么简单的东西怎么就这么好吃呢!我至今仍不明白他是如何制作的。
我也在这种环境下学得做一手好菜。我的“干煸鳝糊”和“广东客家改良酿豆腐”是当时到各家“骗吃骗喝”的基本菜。因为鳝鱼必须活杀,所以我有一套专门杀鳝鱼用的木板和刀。我的这两个菜连我老婆至今都没吃过(因为制作工艺实在复杂,尤其听说鳝鱼是吃避孕药喂大的,所以我一直不敢显示给老婆家人),但是当初确实获得王世襄叔叔的好评。为了印证我曾经的“辉煌”,黄苗子伯伯和王世襄叔叔曾亲自跟我老婆说过,当时确实是没少吃我的“绝活”(那时的鳝鱼是我到天津钓来的)。
从王世襄叔叔辞世回忆起当年那无忧无虑的生活,虽然没有钱,但是却非常开心。
(当年我们家的生活应该算是“有钱”的。父母月入300余元,而当时的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就50-60元,我当年分配入工厂的第一年月薪是15元。文革后落实政策,把文革期间克扣的工资还了几千元,那感觉就像今天捡了几十万似的)。
前些时候称我“老四”的郁风阿姨去世,给“大雷”(老大)“大威”(老二)“冬冬”(老三)去电话,也是说,别来了,一切从简。的确,仔细一想,人总有一天要走完这段路程,如果每人都来一个官方的“悼念仪式”,尤其是配上官方的“哀乐”,那除了给活着的人添堵,真的没有什么积极的意思。
黄苗子伯伯说过,他们一帮老人曾讨论过一种“非官方”悼念仪式,就是一群老友围在一个抽水马桶旁,把先走完路的老友骨灰撒入马桶内,然后由一“德高望重”者主持,搬动抽水把柄,众人望着打旋涡的水把老友带走后,接着就去“大吃大喝”享受人生去也!后来听说丁聪伯伯还为此画了漫画。
我很赞成这种看似“玩世不恭”的悼念方式,既然每人都有这个过程,何必你走的时候要给活着的人留下悲伤呢?
因此,悼念辞世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其生前的美好回忆留下。遗像就应该用最年轻最英俊的照片。
王世襄叔叔和家里是世交。他家的大院后来住进了黄苗子郁风一家五口,张光宇夫妇等,自己却住在张家对面的小房间里。文革期间自然受到冲击,家里地方太小,所以王世襄一直睡在一个“大柜子”里,而这柜子是明朝的家具,现在应该是价值连城了!
文革后期,父母经常来这个院子的张家妈妈(张光宇遗孀)家里打牌(一种叫Kennest,也叫“拦牌”的打法,两付牌,从章士钊家传出,据说是意大利的一种打法。曾经风靡我们这个小圈子)。当时参加打牌的基本“群众”有“张家妈妈”(用南方话发音应该是“张家母妈”),王人美,唐喻(曾任新中国第一任“幻灯局局长”,也是文革著名冤案“二流堂”的“堂主”),和我们(吕恩)一家。后来这四家人被夏衍伯伯称为“四大家族”。这四大家族成员几乎每天在其中一家聚会,除了打牌就是一起聚餐。但是吃饭时候有各种人物参加,而且是主动的显示一下自己的厨艺。印象最深者当属王世襄叔叔。他对吃极其讲究,文革后这个“没落贵族”,每天穿着一套破中山装,足登一双破“解放球鞋”,一早就骑自行车去南小街北口的朝阳市场买菜。每当碰到我们在张家妈妈家打牌,他必然会来凑热闹,献上两个拿手“小菜”。其中最受欢迎者当属“烤大葱”。他必须亲自选买大葱,亲自烤制。这么简单的东西怎么就这么好吃呢!我至今仍不明白他是如何制作的。
我也在这种环境下学得做一手好菜。我的“干煸鳝糊”和“广东客家改良酿豆腐”是当时到各家“骗吃骗喝”的基本菜。因为鳝鱼必须活杀,所以我有一套专门杀鳝鱼用的木板和刀。我的这两个菜连我老婆至今都没吃过(因为制作工艺实在复杂,尤其听说鳝鱼是吃避孕药喂大的,所以我一直不敢显示给老婆家人),但是当初确实获得王世襄叔叔的好评。为了印证我曾经的“辉煌”,黄苗子伯伯和王世襄叔叔曾亲自跟我老婆说过,当时确实是没少吃我的“绝活”(那时的鳝鱼是我到天津钓来的)。
从王世襄叔叔辞世回忆起当年那无忧无虑的生活,虽然没有钱,但是却非常开心。
(当年我们家的生活应该算是“有钱”的。父母月入300余元,而当时的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就50-60元,我当年分配入工厂的第一年月薪是15元。文革后落实政策,把文革期间克扣的工资还了几千元,那感觉就像今天捡了几十万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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