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隋征高句骊，自有其原因。早在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灭北齐后，“齐之行台、州、镇，唯东雍州行台傅伏、营州刺史高保宁不下，其余皆入周。”营州是北齐镇抚高丽、契丹、库莫奚等的要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高保宁后更劝投靠突厥的北齐范阳王高绍义称帝，自为丞相，曾“帅夷、夏数万骑，欲入寇范阳。”据韩昇教授考证，这里的“夷”中就有高句骊军队的加入。高保宁事件引起北周与高句骊的军事对抗，且高句骊乃陈朝的盟国，这些表明高句骊与国内外诸势力的勾结实是中国统一政权的心腹大患。

    杨氏篡周立隋之后，便因为以上原因对高句骊存有戒心，高句骊虽然立即遣使赴隋，恢复朝贡关系，但其得知隋平陈后大惧，立即“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致使两国关系直转急下。并私下里“驱逼靺鞨,固禁契丹”，欲使这两个民族成为隋的敌人；“利动小人”，收买中原之人为之服务，并“修理兵器，意欲不臧”；对隋朝派去的使者“严加防守”，使其“永无闻见”，以防其了解高句骊的国情；“遣马骑，杀害边人”，成为隋之边患；开皇三年（583），隋文帝北伐，突厥兵败称臣，但其内心实怀再起之志，开始与高句骊潜通。到了开皇十八年（598），高句骊婴阳王“（高）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与隋朝正面冲突。隋文帝大怒，“以汉王（杨）谅、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将水陆三十万伐高丽”，但因为“值水潦，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遭风，船多飘没”而无功。婴阳王高元惶惧上表谢罪，隋文帝因为伐辽之师“死者什八九”，便顺水推舟“高丽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双方关系又有所缓和。

    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北巡之时在突厥启民可汗帐内发现高句骊秘密派遣的使节，“启民不敢隐，与之见帝”。黄门侍郎裴矩就此说：“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令乃不臣，别为异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亲见启民举国从化，可因其恐惧，胁使入朝”。于是炀帝下诏让高句骊婴阳王朝于涿郡，并敕牛弘警告高句骊：“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土。”可是高句骊婴阳王“藩礼破阙”不从隋炀帝的意旨，从而导致“帝议讨之”。再加上大业七年（611），新罗真平王又因为高句骊阻碍贡道“遣使入隋，奉表请师”，炀帝“许之”。在大业年间，隋朝已臣服了东西突厥，打通西域，征服西南，四方来朝，基本建立起了以隋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秩序。举目四顾，唯有高句骊仍不臣服，甚至还潜通突厥，阻碍东亚国家（新罗、百济等）入朝，造成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面，成为隋朝的心腹之患，不可不征。

    大业八年（612），1133800隋军浩浩荡荡向辽东杀去。这里又有了一个问题，高句骊军队全盛时的兵力不过30万，有必要摆出这样夸张的出征规模吗？隋代府兵的最高征调数不过60万啊。炀帝曾任平陈军统帅，为何犯此低级错误？其实，这是隋炀帝的策略，因为他深知，突厥等国入朝是为形势所逼，并非心悦诚服的归降。所以，他调集全国兵力，欲要先声夺人，压服高句骊，同时向各国示威，使之不敢反叛。因此，出兵其实是是一箭双雕的威慑行动。炀帝于每军都设置受降使者，“承诏慰抚，不受大将节制”，并严令三军：“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可见其大规模出兵，意不在战，而在不战而胜。可以说，隋炀帝第一次征讨高句骊，是以军事手段进行的政治大赌博，可惜他低估了高句骊拼死抵抗的顽强意志，招致一系列的军事失误，败北而还，为天下所笑。炀帝自然不忿，但其第二次征讨困于杨玄感叛乱，第三次天下大乱，已无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