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时宝钗小惠全大体》写凤姐生病，探春摄理家政，李纨宝钗参赞，借鉴赖大家的破花园子承包制，进行了一些力度颇大的“兴利”改革，由探春“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的感叹引发了一场有关实事与读书学问关系的讨论：

宝钗笑道：“真真膏粱纨绔之谈。虽是千金小姐，原不知这事，但你们都念过书识字的，竟没看见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文》不成？”探春笑道：“虽看过，那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那里都真有的？”宝钗道：“朱子都有虚比浮词？那句句都是有的。你才办了两天时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越发把孔子也看虚了！”探春笑道：“你这样一个通人，竟没看见子书？当日《姬子书》有云：‘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宝钗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只断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骂我自己不成？”宝钗道：“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可用，便值钱。难为你是个聪敏人，这些正事大节目事竟没经历，也可惜迟了。”李纨笑道：“叫了人家来，不说正事，且你们对讲学问。”宝钗道：“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

这段描写有多重意思：裙钗齐家，卓有成效，以儿女愧士大夫；牝鸡司晨，兴利绝义，唯家之索，贾家所以走向衰落；以朱子为虚浮，批判当时学风的偏颇；运筹利禄之徒，背孔孟之道，指斥朝政、官场虚伪苛虐。而其归结，还是严义利之辩，重君子小人、华夏夷狄之防。

                   关于《不自弃文》

经红学研究者多年考索，发现从南宋至清初，所有朱熹的文集、别集中都没有收入《不自弃文》。但清代以前确有以“不自弃”名文者。

明高濓《遵生八笺》卷十四，录元宋燧小楷《不自弃文》，清人编《石渠宝笈》巻二十八录元赵孟钍椤恫蛔云摹罚榫砣呗济魃蚨仁椤恫蛔云怠贰５恢怂槲恼碌哪谌菁白髡摺Ｇ迩尽堵脑按曰啊肪砥摺跋捌碧踉疲骸白硬豢思遥渖鲜羌以耍嘞捌谷唬侵腥艘韵轮瞬豢梢杂锷险咭玻⒓诚喙易拥芸撇┏。诚喙易拥芸俺。车钭⒛呈汤芍酉参帕妫承⒘蚴秤谑校辰坷в诼蒙幔牢抟约螅允轮姓撸迫ㄎ墓恫蛔云摹肺椒俊⒍抛铀镆衅涓还螅旧菀┲缋郑笔焙盼颇摇⒎勾笆辣湓艘疲鏊拦帝植豢墒疲怨哦谎伞！钡ǖ掠摺度ㄔ刂募分形丛亍恫蛔云摹贰

康熙时，玄烨曾为赵孟钏椤恫蛔云摹纷靼希⒛±丈鲜卮腿撼迹庞ⅰ段亩思肪硪弧犊滴跏晡逶氯彰纱陀士榍迳髑谌笞帧⒉菔楦裎锒大字石刻、及赵孟钏椴蛔云氖坦Ъ退恼隆罚┱伦詈罅骄湓疲骸案蚁蛭醭首云粝鸵叛凳橇脊妗！

现在发现最早载朱子有《不自弃文》是清康熙年间编《佩文韵府·拾遗》，本书“弃”字条下有“朱熹有《不自弃文》”，清雍正八年刊朱子十六世孙朱玉《重刊朱子文集大全类编》本《庭训》载《不自弃文》全文，稍后乾隆五年强恕堂刊桐城舒敬亭辑《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八，亦载此文。全文如下：

夫天下之物，皆物也。而物有一节之可取，且不为世之所弃，可谓人而不如物乎！盖顽如石而有攻玉之用，毒如蝮而有和药之需。粪其污矣，施之发田，则五毂赖之以秀实；灰既冷矣，俾之洗瀚，则衣裳赖之以精洁。食龟之肉，甲可遗也，而人用之以占年；食鹅之肉，毛可弃也，峒民缝之以御蜡。推而举之，类而推之，则天下无弃物矣。今人而见弃焉，特其自弃尔。五行以性其性，五事以形其形，五典以教其教，五经以学其学。有格致体物以律其文章，有课式程试以梯其富贵。达则以是道为卿为相，穷则以是道为师为友。今人见弃而怨天尤人，岂理也哉！故怨天者不勤，尤人者无志。反求诸己而自尤自罪、自怨自悔，卓然立其志，锐然策其功，视天下之物有一节之可取且不为世之所弃，岂以人而不如物乎！今名卿士大夫之子孙，华其身，甘其食，谀其言，傲其物，遨游燕乐，不知身之所以耀润者，皆乃祖乃父勤劳刻苦也。欲芳泉而不知其源，饭香黍而不知其由，一旦时异事殊，失其故态，士焉而学之不及，农焉而劳之不堪，工焉而巧之不素，商焉而资之不给。当是时也，窘之以寒暑，艰之以衣食，妻垢其面，子釁其形，虽残杯冷炙，吃之而不惭；穿衣破履，服之而无耻，黯然而莫振者，皆昔日之所为有以致之而然也。吾见房杜平生勤苦，仅能立门户，遭不肖子弟荡覆殆尽，斯可鉴矣。又见河南马氏倚其富贵，骄奢淫佚，子孙为之燕乐而已，人间事业百不识一，当时号为酒囊饭袋。乃世变运衰，饿死于沟壑不可数计，此又其大戒也。为人孙者，当思祖德之勤劳；为人子者，当念父功之刻苦，孜孜汲汲，以成其事;兢兢业业，以立其志。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迁之，我独不移。士其业者，必至於登名；农其业者，必至於积粟：工其棠者，必至于作巧；商其业者，必至於盈资。若是，则于身不弃，于人无傀，祖父不失其贻谋，子孙不沦於困辱，永保其身，不亦宜乎！

这篇文章不是朱子之作，胡文彬先生《读遍红楼》中《寻根究底终存疑——〈不自弃文〉非朱熹所作》从《不自弃文》的思想、文风等方面看出它与朱熹不一致。其实一看本文小题八股的结构，即知本文作伪不会早于明代。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四《朱子全书》提要称此书：“其记载杂出众手，编次亦不在一时，故或以私意润色，不免失真，或以臆说托名，全然无据。”朱玉编《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去取更滥，《庭训》中的《家居要言》，实朱柏庐《治家格言》。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云：“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已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又云：“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于中而不得不笑，疾被体而不能不呻，岂有计于工拙敏钝，而勉强为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学以趋之，学之所在，类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传之其人，能得我说而变通者，即我之言也。”《论语》、《孟子》不出于二圣亲笔，何尝谬于圣人。至于《庄子》外篇，后人附益者尤多，何尝不可。《不自弃文》与《治家格言》，皆能发扬朱子之学，何必出紫阳之手！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即使今天也是金玉良言。宝姐姐说“那句句都是有的”，并非妄言。即使太平闲人对宝钗深恶痛绝，亦批曰“议论明达”，不以人废。二十世纪红学大师们把探春说朱子“虛比浮词”，作为《红楼梦》仅有的“反传统、反封建”几个重磅证据之一，完全错误理解了三姑娘的意思。探春盖言朱子之言虽善，其理虽美，但不躬自实践。探春与深恶朱子，上午倒大粪，下午练棍棒，闲暇讲义理的颜元观点类似，《孟子·滕文公上》那个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否定社会分工的无政府主义者许行早开其端。朱子一部《四书》解到死，呕心沥血，反复订正，必求所安，“敬”只一个字，正是知识分子“不自弃”精神的模范体现。虽不倒大粪、不练棍棒，可以无愧矣。

                   朱子“不自弃”论

朱子著作中只有一处提到“不自弃”三字，《朱子语类》卷四十三关于《论语·子路》中樊迟问仁章孔子“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一段话与弟子的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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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樊迟问仁’一段，圣人以是告之，不知樊迟果能尽此否？”曰：“此段须反求诸己，方有工夫。若去樊迟身上讨，则与我不相干矣。必当思之曰，居处恭乎？执事敬乎？与人忠乎？不必求诸樊迟能尽此与否也。又须思‘居处恭’时如何，不恭时如何；‘执事敬’时如何，不敬时如何；‘与人忠’时如何，不忠时如何，方知须用恭敬与忠也。今人处於中国，饱食暖衣，未至於夷狄，犹且与之相忘，而不知其不可弃，而况之夷狄，临之以白刃，而能不自弃者乎！

朱子这段话令人想起《中庸》中的一段话：“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这些话其实提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君子如何处夷狄之间。宋元、明清之际，有些汉族知识分子不甘寂寞，迎降、效忠于征服者，并以“素夷狄而行乎夷狄”自解，其实在有些人眼里，这是自弃于祖宗先灵。

孔子慨诸夏之无君，欲居九夷，且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但孔子毕竟没有浮海居夷。不过即使孔子居夷，也不会是屈辱失节，出卖民族尊严，而是以君子之道感化殊俗，用夏变夷。偶尔降志辱身，权且左衽，而其心依然。

君子所守之道相同，而时移世易，所守之方式，容或不同。处富贵以戒惧守之，处贫贱以淡泊守之，处夷狄患难间以明夷坚贞守之。《红楼梦》所写为夷狄猾夏，冠履倒置，穷剥极否之世，甄士隐“道废则隐”，不与当时统治者合作，守先待后，身废而道不废。李纨“竹篱茅舍自甘心”、贞静自守；贾惜春“莫道此生沉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坚贞之外，扶阳抑阴，斡旋气运。同为“不自弃”。

贾雨村是另一类人物，曰“贾化”，化于假，化于僭逆，化于胡虏而已。自售于胡虏，自弃于道义。“求善价”之林黛玉，“待时飞”之薛宝钗，皆阴寓英雄不甘寂寞，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不择出处，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汉族知识分子。林黛玉“抛父入京都”，行已亏而心未变，质本洁来还洁去，而为法受过，引人嘲笑，亦咎由自取，“莫怨东风当自嗟”。明人陆容《菽园杂记》卷八，论元代汉族士大夫：“蒙古氏入主中夏，固是大数，然人众亦能胜天。当时若刘秉忠，许衡、窦默、姚枢、姚燧、郝天挺、王磐辈，皆宋遗才也。使其能如夷、齐之不食周粟，鲁仲连之不帝秦，田横与其客之不臣汉，龚胜辈之不事莽，则彼夷狄之君，孤立人上，孰与之立纲陈纪，制礼作乐，久安于中国哉！然则元君之所以盘踞中国九十余年之久，实中华之人维持辅翼之而然也。秉忠辈盖随世功名之士，许公自负为圣贤之学，而亦为夷主屈耶？《春秋》之法，尊中国，抑夷狄，鲁、齐于夷狄，势固不能攘，不仕如刘因可也。吾于是不能无责备焉。”宋元之际，刘因可比甄士隐，而《心史》作者郑所南，所谓“莫道此生沉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者。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六有一段话，好像针对《孟子》、《中庸》处夷狄之道而发：“夷狄既逾防而为中夏之祸矣，殄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掩之而不为不信。使恤彼相欺之香火，而养患以危我社稷、杀掠我人民、毁裂我冠裳也，则太王当终北面于獯鬻，文王可永奉币于昆夷，而石敬瑭、桑维翰、汤思退、史弥远、允为君子矣。”有些极端，如果以此道处理民族矛盾，不待日美捣乱，已自分崩离析；以此道处理国际关系，唯一的好朋友巴基斯坦也会反目。只能说王夫之所说为处变之道，而非处常之道。但石敬瑭自弃于民族大义，永远被绑在历史耻辱柱上，却也是千秋铁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