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被称为行政问责年。从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到三鹿奶粉事件，从深圳龙岗区大火到登封市煤与瓦斯突出事故，9月集中爆发的公共事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19名有关高级官员引咎辞职或遭免职问责。

      肇始于2003年非典期间的官员问责，逐渐走进了公众的视野，此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2004年《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第四章第十四条就明确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2006年施行的《公务员法》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2008年5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也再次强调加快实行问责制。

      各省市陆续出台了行政问责暂行规定或办法，行政问责正从“风暴形态”逐步走向制度化与法治化。严格的责任制度，问责官员时下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而且也形成了一种惯例，只要有公共事件发生，必然有官员承担责任，主动辞职或者被上级政府免职

　     观察目前各地出台的行政问责办法，在行政问责的范围、事由，行政问责的对象，行政问责的程序及启动主体等方面均不统一。有的规定的问责对象只限于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其他官员则尚未纳入范围。有只问责正职的，也有只问责副职的；有只问一级的，也有连问两级甚至三级的，全国尚缺乏统一的行政问责标准，也没有将行政官员的所有职责行为都纳入行政问责范围。就谁是问责的主体，目前各地的实际做法主要限于人民政府。如长沙、重庆、大连等地的行政问责主体均为市人民政府，也有上级纪委或者组织部门。在责任认定上，一些地方规定，责任人将受到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责令作出检查、责令公开道歉、责令辞职、建议免职等形式处分。这些处分确实较为具体，但是，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应受到何种追究，全国均并无统一、明确的规定。

    人民政府固然有资格成为行政问责的主体，但其不应当是行政问责的唯一主体，而且人民政府作为行政问责的主体本身存在局限性。如果行政问责是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那么在上级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就难保问责结果的公正性。由上级政府问责，特别是在行政问责事件涉及由人大选举产生的官员时，更突显政府作为问责主体的局限性。对政府行政长官而言，严格意义上的问责就是罢免和弹劾。而最权威、最超然的问责机关，当属有权选任并罢免他们的人大。在见诸报端的问责事由中，我们很少看到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身影，在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法治，是在宪政的框架下，通过选任官员代表公众来治理国家与社会。在我国，政府是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人大监督权涵盖了监督政府的事前、事中及事后的全过程，客观上能保证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责任追究。根据越权无效的法治原则，行政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应当存在有领导与被领导，或者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权力机关应是政府的问责主体，政府上级是其下级的问责主体。行政问责由人大常委会启动，应成为人大监督政府的主要形式，是人大义不容辞的责任。

    监督法对听取专题报告、特定问题调查、询问、质询、撤职案等均有较详细的程序性规定，而在重大公共事件面前，却很少看到人大常委会启动相关程序，而政府行政长官，经过选举产生，或者由权力机关任免，就应对委托机关负责，即由产生机关而非行政机关本身追究责任。非人大常委会任免的行政人员，可由上级来评判和考查其职责履行情况，通过层级问责的形式，既可保障部门内政令畅通、运转协调，又使可问责更加及时、经济。监督法对听取专题报告、特定问题调查、询问、质询、撤职案等均有较详细的程序性规定，但在重大公共事件面前，却很少看到人大常委会启动相关程序，人大的失语导致了行政权利的越位。人大的监督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这与其作为最高权利机关的地位极不相称。从某种程度而言，影响了依法治国的进程。

  科学的行政问责制应该是统一的，加快制定国家行政问责制度，形成包括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范围、问责主体、问责救济在内的，全国统一、结合实际的问责法律法规，已成当务之急。只有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才可望打造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阳光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