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刚之死是中国公民权利的里程碑，其标志着颇具中国特色收容制度的终结，也宣告着新救助管理时代的来临，
    
     从三博士上书、法学专家声援到媒体的强大鼓呼，民意显示了不可遏制的力量，种种外力作用，强制

   收容的恶法终于破冰。从“强制收容”到“救助管理”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彰显
了一个负责的政府对民众权利终极的关怀，其以清明的姿态，维护了宪法母法的权威，对各级行政机关
依法行政，维护公众利益，具有极大的示范作用。
 
     自愿是现代社会救助制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新的制度下，生活无着的社会流浪乞讨人员可以
提出申请，经证实后救助站就应立即进行救助。这种申请是自愿的，不能强迫。救助站对流乞人员
是无偿的救助，是平等自由的关爱，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更不是恩赐。来去自由的救助站将是流浪
乞讨人员投靠的温情之地。
      救助站拒绝懒汉。 新的救助制度只是对生活无着人员暂时的福利救急措施，受助人员不可能长期住在
救助站。他们最终要回归家庭，回到能让他们饿有食，居有所的家园。
      一个曾经被妖魔化的地方突然变得温情脉脉，这让人不由得百感交集。
     21年前的收容制度也是以福利救济为主，但他在行走中迷失了方向，偏离了立法的本意，各地在执行中，变本加厉附加了种种可恶的条款，致使许多公民在大地上难以自由行走身心俱焚。新救助时代的来临我们要大声欢呼，更要时时警惕，防止一部良法在执行中的异化。
         立法者作为民意代表要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执法者要不偏不倚公正执法维护最广大人们的利益，如此，法律至上的权威才能得到尊重和崇仰。但执法者的惯性是最可怕的，他总是戴着“有罪推定”的眼镜，“外来人员”会被剥离许多公民权利，暂住证、务工证等一系列莫须有的证件成为某些执法部门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公民自由奔走的镣铐。
     
       要使救助站真正成为生活无着人员的温暖之地，  还有遥远的路途。　救助站要更新站点设备、重新安排管理人员、解决食宿成本以及安排交通等基本经济活动。这将意味着多么庞大的财政开支呢？如果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未来的救助机构要么无所作为，要么沦为政府有关部门新的敛财场所。如果说，自愿是救助办法的灵魂，那么，必要的财政投入则是实施救助的基本手段。但如果没有强大财力的保障，没有尊重公民基本权利的工作人员，很难保证收容悲剧不会重演。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管理，只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小小的方面。减少流浪乞讨的穷人，有待于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
　一个好的制度需要比较严密的程序性规范支持，以防在实践中变异。虽然《救助办法》还存在着许多争议，但它毕竟宣告了收容制度的消亡，在万众瞩目中迎来了新救助时代。法治进程在当代中国不可逆转，依法治国方略逐渐深入人心。以这个新制度为开端，我们相信所有的公民都能在这片国土上享受同等的权利，富人广播慈善，穷人拥有自尊，在中华大地上自由行走，诗意地栖居，共创美好生活。
    让我们期许未来，当小康中国的宏伟目标实现之日，也许就是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站消亡之日，那将预示着一又个伟大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