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有一个著名的“激情杀人”案例（PEOPLE v. BERRY）。46岁的丈夫杀死了20岁的新婚妻子，被告对杀人事实供认不讳，但他声称杀人时被“突然的、无法遏制的狂怒”所控制，要求减轻处罚。该案的专家证人是一位医生兼精神病专家，他的专业证言对被告有利。专家证言被法庭采信，被告被判较轻的过失杀人罪，而不是较重的谋杀罪，就是故意杀人罪。

想起这个案例，是因为药家鑫案。李玫瑾女士是犯罪心理学教授，她的“弹钢琴强迫杀人症”应该属于专家意见。她若不是在央视演播厅，而是在法庭作证时提出这个意见，那就是专家证言。李教授的意见遭到犯罪心理学专业之外人士的批评。在公共舆论的压力之下，她修整了自己的意见，转而认为药家鑫是“故意杀人”。

专家被认为是专业领域有所建树的人，他们的专业意见不为外人理解正是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的区别。专家如果以专家身份对公共事件发言，就应该有荣辱不惊、毁誉不沮的境界。不但要有置公共舆论于不顾的勇气，甚至同行专家的不同意见，也不能动摇自己的独立见解。专业意见如果遭到非专业人士的批评，专家就向公共舆论妥协，修整专业意见以迎合公众，那等于在公共领域和专业领域里宣布自己声誉的破产。

加州“激情杀人”案中的专家证言，对非专业人士来说，即使放在今天，也相当雷人。但法庭采信了专家证言，体现了法官对专业证言的尊重，也即一个专业对另一个专业的尊重。法庭作证的专家，是经过控辩双方交叉盘问后一致认可的，其证人资格--独立以及专业--没有问题。

先看一下案情（1）。被告阿尔伯特·约瑟夫·波里，46岁，是一名厨师；被害人瑞秋·派萨，20岁，来自以色列。阿尔伯特和瑞秋于1974年5月27日结婚。婚后第三天，瑞秋独自一人去了以色列，同年的7月13日，瑞秋回到美国。刚到旧金山，瑞秋就对丈夫阿尔伯特说自己在以色列爱上了另一个男人，并且和那个男人发生了性关系。当晚，阿尔伯特和瑞秋因此发生了争吵和厮打，阿尔伯特扼了瑞秋的喉咙，瑞秋把阿尔伯特多处抓伤。不过，双方仍然共同生活。

继续看案情（2）。不过，瑞秋一直用以色列的那个男人来刺激阿尔伯特，要求和阿尔伯特离婚。她不停地说自己说自己多么爱那个以色列男人，并说自己可能已经怀上了那个人的孩子。她经常把自己和那个以色列男人的合影拿给阿尔伯特看。从圣罗萨旅行回来还没进门，瑞秋立即要求和阿尔伯特车震，并且车震成功。但是一回到家，她又跟阿尔伯特说自己深爱那个以色列男人，以后不再和阿尔伯特做爱了。

继续看案情（3）。7月22日晚上，阿尔伯特和瑞秋一起去看电影，俩人相拥激情爱抚。回到家，上床，瑞秋宣布她想和阿尔伯特做爱，但她随后紧接着说自己深爱那个以色列男人，不能再和阿尔伯特做爱了。阿尔伯特愤而下床，准备离开。瑞秋冲着他大叫，他返身扼住瑞秋的喉咙，直至她昏迷。

继续看案情（4）。两个小时之后，阿尔伯特叫出租车把瑞秋送到医院。他则把自己的衣服收拾好，存放到灰狗汽车站的存物处，然后到朋友家过夜。第二天他出差，第三天回来。瑞秋电话通知他她已经报案。7月25日，阿尔伯特回到家，想和瑞秋谈谈，但瑞秋不在家。他就在家过了一夜。第二天（7月26日）上午11点，瑞秋回家，看到阿尔伯特在家，瑞秋说：“我想你是回来杀我的吧。”阿尔伯特回答说：“是”，然后又说“不”，然后又说“是”，最后说：“实际上，我是回来和你谈谈的”。瑞秋就大叫起来。阿尔伯特抓住她的肩膀，试图阻止她尖叫，但是瑞秋继续大叫。他们打了起来，最后，阿尔伯特用电话线勒死了瑞秋。

专家证人马丁·布兰德是一位医生兼精神病专家。他的专家证言如下：瑞秋患有抑郁症，具有自杀倾向。这种自杀倾向带领她深陷与被告（阿尔伯特）的危险情形中。她用性激起被告的欲望，用性折磨被告，烧起他嫉妒的怒火，来挑衅被告，让被告杀了她，以满足自杀欲望。她做这一切是出于无意识。打从以色列回来一直到她被杀（7月13-26日），瑞秋持续不断地用性折磨被告，激起他的欲望，再浇灭他的欲火，又不时地提及她享受和以色列男子的关系，旨在激怒被告。这种挑衅行为导致她两次被扼住喉咙，直到最终被勒死，实现了她无意识的（死亡）目的。

布兰德博士作证说：瑞秋之死，是她一系列挑衅的结果。在勒死瑞秋的时候，被告处在无法遏制的狂怒状态中，完全被激情（passion）辖制。

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采信了布兰德的专家证言，从轻判处了被告阿尔伯特。这至少说明两点：第一，专家独立，第二，司法独立。如此雷人的专家意见，要是搁在中国，会引发怎样的舆情？舆情又反过来会怎样影响到专家和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