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1日19时，全世界所有关心文学的人都把目光聚焦在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文学院会议厅。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先后用瑞典语和英语庄严地向世界宣布：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位中国大陆作家，以表彰他 “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这个中国作家，就是来自山东高密的莫言。古语曰：宝剑锋之磨砺出，蜡梅香自苦寒来。当媒体铺天盖地为莫言走向世界的成就频送鲜花和美酒的时候，有谁知道为了这辉煌的一天，莫言准备了几乎半个世纪。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出生于山东高密县大栏乡平安村一个农民家庭。莫言两岁时曾不小心掉进茅坑里，差点被臭屎汤溺死，是哥哥把他从粪池里捞了出来。所以，乡亲们都说莫言“是个命大的孩子”。古语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莫言的后福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却姗姗来迟，等待他的始终是饥饿和孤独。据莫言后来回忆，“15岁以前都半光着屁股，参加一些不应该是孩子参加的劳动”。根据常理，十几岁的孩子正是最喜欢说话、饶舌的时候，但莫言却“开始经受农村劳作的孤独”。 正如安东尼·斯托尔所言：“孤独使人学习、思考、创新并与人的内心世界保持联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莫言学会了“自言自语”。然而，莫言身边的亲人都不知道他究竟一天到晚都在嘟哝些啥。这让父母和工友们一度很担心，都觉得莫言“精神有毛病”。后来，莫言在创作时给自己取的笔名为“莫言”，就是提醒自己少说话。

   说来可笑，青年时期的莫言想当作家，并不是为了将来走向瑞典文学院拿诺贝尔文学奖，而是为了一日三餐都吃上香喷喷的饺子，并且能娶石匠的女儿当老婆。这两个原因今天看起来真有点黑色幽默，但它日后却铸成了莫言写作中魔幻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的风格。在从军期间，莫言如饥似渴地搞创作，满怀信心地把厚厚的书稿装进信封，之后开始漫长且充满希望地等待，最后等来的往往是破烂不堪的退稿信封，里面最多塞上一封编辑部铅印的退稿信。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莫言持之以恒的创作终于有了回报，1986年长篇小说《红高粱》出版，以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再现了“我爷爷” 余占鳌和“我奶奶” 戴凤莲在高粱地里浪漫的肉欲之恋以及他们面临日寇的入侵率领高密村民自发反抗的悲壮故事。小说由张艺谋拍成电影后在国际上引起轰动，为老谋子赢得了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然而具有黑色幽默的是，老谋子给莫言的版税是800元，吃饺子是够了，能否让莫言娶上石匠的女儿做老婆，则不好说。

    但《红高粱》电影不仅红了张艺谋和巩俐，也使小说作者莫言逐渐引起了中国当代文学界的注意。自此以后，莫言的文学创作走向了康庄大道。他先后创作出《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蛙》、《檀香刑》、《生死疲劳》、《四十一炮》等。其中，《红高粱家族》被译为２０余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长篇小说《蛙》２０１１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长期的创作实践使莫言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创作风格。这种风格将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叙事与中国传统戏剧与小说的叙述风格杂糅在一起，以便叙说一代又一代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这种内容和叙事形式的巧妙结合，使莫言的小说构造出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以及塑造出的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文学色彩，是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成功结合。这使莫言之所以能走向诺贝尔文学奖神坛的重要原因。

    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论对于中国的当代文学还是自然科学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它圆了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冲刺诺贝尔文学奖的梦幻，让中国人不再把诺贝尔奖看成是天上遥不可及的月亮，从此中国文学可以说是获得了世界的承认、欣赏和表扬，中国文学正式在世界文学大家庭中拥有了自己的地位。其次，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也为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使他们不再为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落后而自卑。他们坚信，只要拿出原创性的科学成果，总有一天，中国的自然科学者和经济学者也会象莫言一样魔幻地站在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授奖台上。

   在诺贝尔文学奖设置100多年来，中国的文学先贤们曾为之奋斗了大半个世纪。鲁迅、沈从文、老舍、巴金、林玉堂、北岛等都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有的甚至与之擦肩而过。为什么是莫言而不是那些先贤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一是作品自身的原因。鲁迅、沈从文、老舍、巴金的作品主要扎根于本民族的沃土，对西方现代派的叙事手法不感兴趣，这使他们的作品国际性因素不够。林玉堂和北岛主要吸取了西方的小说和诗作的手法，但缺乏东方叙事的神韵，给人一种拾人牙慧的感觉，自然也无法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选票。唯有莫言，将西方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的乡土和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创作出亦梦亦幻、既具有西方叙事风格又具有东方历史和故事的小说，真正地将中国和世界结合在了一起。

    第二个促使莫言走向世界的原因，是他生活在一个完全国际化的时代。中国的经济繁荣和国力昌盛，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他们迫切地需要了解中国，而文学是世界了解中国的最活生生的材料。在这种背景下，莫言、贾平凹、余华等人的作品相继被译介到国外。翻译是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桥梁，没有一流的翻译家，中国再好的作品也不会得到世界的认可。莫言的幸运之处就在于他遇到了瑞典汉学家陈安娜女士和美国翻译家葛浩文。他们不象中国的蹩脚翻译家，一是对翻译没有强烈的使命感，二是不仔细研读读作品原著就盲目地瞎译和硬译。美国翻译家葛浩文有“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之称，他的翻译严谨、考究，“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 作为莫言作品的一个重要翻译者，葛浩文也对莫言的作品具有发自肺腑的热爱：“我真心喜欢莫言的所有小说，并对翻译它们乐在其中。我喜欢它们的原因各式各样，比如《酒国》可能是我读过的中国小说中在创作手法方面最有想象力、最为丰富复杂的作品；《生死疲劳》堪称才华横溢的长篇寓言；《檀香刑》正如作者所希望的，极富音乐之美。”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著名汉学家马悦然的学生，陈安娜女士对翻译莫言的作品也是非常执著和认真。她翻译过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等。尤其是在翻译《生死疲劳》的时候，几易其稿，以求准确地扑捉住莫言作品的神韵。这部小说一经陈安娜翻译出来，立刻成为瑞典图书市场的畅销书，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打了前哨。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在总结莫言走向诺贝尔文讲台的经验时这样说过：中国当代作家要走向世界的话，除了自身苦练创作的基本功以外，还要有一流的翻译家来帮助。没有优秀的翻译家把作家作品翻译成外文，就可能会影响到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性和影响力，所以翻译是重要的。外文的译本好，他的作品的丰富性、文学艺术上的魅力就会很完整地呈现出来，打动国外的读者，进而打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遗憾的是，在莫言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国家的外语院校培养的翻译们却没有发挥作用，是来自瑞典和美国的翻译家们成就了莫言和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梦。造成这种悖论的原因是我们国家的唯科研论，看不起翻译，不把翻译作为学术成果，导致我们的外语工作者重写文章而不重翻译，这是我们国家当代没有优秀翻译家的重要原因。没有一流的翻译家，我们的作家和其他社会学家的成果要想为世界认知，难矣！

              2012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