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著名文学家、官员苏轼的故事家喻户晓，尤其是他笔下的诗词、散文影响广泛久远，妇孺皆知。如散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诗词《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惠崇春江晚景》《赠刘景文》《春宵》《和子由渑池怀旧》等流传甚广，这些作品因其深刻的哲理、生动的意境和广泛传播而成为经典。当然，吾最喜欢的是那首咏月词《水调歌头》，其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以及最后直抒胸臆的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以其词构思别出心裁，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堪称中秋词的经典之作，谁不称赞其高妙哉？苏轼的一生虽然历经风波，从年轻时的高光高就到“乌台诗案”后的灰暗，一路贬降，但不改其志其，又为人随和，以至今人的调侃话题“选择古人中的谁与自己同行旅游”，竟然是苏轼高票当选。因此，可见喜爱东坡先生的人众多。然则，笔者想说的不是众人均喜爱东坡先生的诗词、散文，而他是政论文章。
得先说那篇著名的应试策论说起。其篇名为《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如果比作当今的高考作文，那可是“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了。文中云：“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师。将杀人。皋陶曰‘杀
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严，而乐尧用刑之宽。”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对话并非出自典籍，而是苏轼仿效东汉孔融“意其如此”（根据情理推测）的创作手法。当考官欧阳修追问典故出处时，苏轼坦言是杜撰，以此凸显圣人之道的核心在于“仁”而非教条。这一论述不仅展现了苏轼的文学创造力，也反映了他对儒家思想的灵活运用。皋陶作为儒家推崇的上古圣贤，其“执法严明”与“仁厚慎刑”的结合，成为后人治国理念的重要历史依据。同时，苏轼借此说明“赏疑从与，罚疑从去”的仁政思想，即对存疑的刑罚应倾向于宽宥，体现了儒家“忠厚治国”的理念。苏轼提出，“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所不及也。”因为古代明君知道“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所以要用“君子长者之道”，治理人民，德化四方。天下人都会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才能走向忠厚之政。汉时有董仲舒的“春秋决狱”，苏轼亦借用《春秋》“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之立法、司法原则，认为以儒家经典《春秋》之微言大义来进行赏罚，也是实行仁政的途径。
要说苏轼论著，当是《书传》（四库全书总目《东坡书传》）了。这是一部充满哲思和卓见的“思想性著作”。它反映了北宋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重新诠释经典以服务当代的政治理想和学术自信。它是一部宋代“义理之学”的代表作。它标志着经学研究范式的根本性转变。它是一部体现了苏轼本人学识、才华和个性的“一家之言”。其中许多见解犀利独到，发前人所未发，即便在今天读来，依然充满启发性。相传《书传》是苏轼谪居黄州时所作，后来流放儋州时又进一步做了修改，因此可以说《书传》是苏轼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完稿的，应该是集苏轼一生的才学和思想凝成的巨著了，难怪他会如此自得。
汉武帝时期，《尚书》因秦火而残缺，后由伏生口传、晁错记录形成《今文尚书》，成为官方学说。汉代的董仲舒作为今文经学代表，其思想与《今文尚书》一脉相承。对《尚书》类经学的研究，大致始于董仲舒，唐宋明清时期书类文献研究一直在持续和深化之中。董仲舒对《尚书》的阐释带有汉代经学特色，即偏重微言大义而非训诂考据，后世古文经学家（如刘歆）曾批评其附会阴阳五行。但不可否认，他推动了《尚书》在西汉的政治化应用，使其成为儒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基石。郑玄是东汉末年的通儒，他兼通今古文，但以古文为宗。他为《尚书》作注，综合了今古文各家之说，择善而从，形成了一个最完善、最权威的《尚书》注解本，即《郑玄注尚书》。研究汉代《尚书》学，主要依靠的是《史记》、《汉书》等史书中的引文和后世学者的辑佚成果。孔颖达等人编纂的《尚书正义》是唐代《尚书》学最高成就的代表。
西汉孔安国所作的《传》（即注解），因此被称为“伪《孔传古文尚书》”。此本子经文完整，注解简明，迅速流行开来，并被立为学官。此后一千多年，儒家诵读和官方采用的《尚书》都是这个本子。我们今天看到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是东晋时出现的伪《古文尚书》（由梅赜献上），它混合了今文28篇和伪造的25篇，并附有伪《孔安国传》。这部书在唐代被孔颖达奉为官方正统，而汉代欧阳、夏侯的今文三家以及郑玄注的古文真本反而逐渐失传了。直到清代学者阎若璩等人才彻底考证出其为伪作。从魏晋到唐代的《尚书》学，是一个
“伪书”从出现到被官方认可，并最终通过《五经正义》被确立为不可动摇之经典的过程。我们今天所读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最终产物。
苏轼的《书传》（或称《东坡书传》）是以当时流行《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为研究底本的。清代的四库全书《书传》提要的总纂官纪昀等在对《书传》评论中云：“轼（苏轼）究心经世之学，明于事势又长于议论，故其诠解经义，于治乱与亡之故披抉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轼文如万斛源泉，随地涌出，非不能曼衍其词，当以解经之体词贵典要，故敛才就范，但取词达而止，未可以繁省为优劣也。”应当说是其评价是比较公正的。吾以为，与宋代中后期的“二程”与朱熹相比，可能程朱的成就和影响最大，特别是在理学方面。然而就《尚书》的研究，还是苏轼早而较为深入，且并没有偏激。
苏轼《书传》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一反汉唐注疏传统，不重章句训诂，而以阐发义理、评议人事为核心，充满了宋学的理性精神与文学家的卓识。一是以义理阐发和人事评议为核心。苏轼不纠缠于一字一词的古义考释，而是致力于解读《尚书》篇章背后的治国之道、君臣之义和人性哲理。二是鲜明的“以文理断之”的宋学风格。这是他对汉唐考据学的最大突破。当遇到经文难以理解或存在矛盾时，他不像汉唐学者那样致力于寻找古籍证据，而是依靠逻辑推理、文势分析和人情常理来判断。三是思想内核：融汇儒、道、佛的哲学思辨。苏轼的思想博采众长，他常用“无心”、“自然”等道家观念来解释上古圣王的境界，认为圣人之治是顺应自然、不加强求的。
苏轼不做一个亦步亦趋的注释者，亦即对辨伪和考证等涉及不多。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解读者和评论家。苏轼将研究的重心从 “经文是什么”
转移到了 “经文为什么这么说”以及“对我们有何启示”
上。这是宋代“义理之学”取代汉代“章句之学”的典型体现。开创了“以史论经”、“以文解经”的新路径。全面地看，苏轼是一位学者和思想家。
因此，这是笔者以“东坡笔下“为题，提示读者全面了解苏轼（苏氏还有《东坡易传》《论语说》《东坡志林》》等学术著作）的缘由了。
（海礁草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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