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外地的朋友也明白，六安地名读音存在争议，究竟是应读“六（liù）安”，还是应该读作六（lù）安，少有朋友说得清。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应当读“六（liù）安”（只注了六（liù）的唯一读音），但许多本地人坚持读作六（lù）安。这虽然是老话题，但仍有讨论必要。

六安地名为何读“六（lù）安”？本人以为理由有三点:

首先，六安之“六”缘自上古时期的皋陶，“六”（lù）古代创字之音义是有其造字规律和历史渊源的。《史记.夏本纪》记载“封皋陶之后于英、六”，司马迁所说的“六”，便是今日“六安”之由来。《辞海》1989年版，解释数量词“六”（liù）；lù古国名。偃姓，皋陶之后。在安徽六安。公元前622年为楚所灭。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分九江郡置国。治六县（今六安北）。翻开黄山出版社出版的《皋陶与六安》（第二集、第三集），涉及到六安地名读音的，所有作者几乎一致认为应读作“六（lù）安”。六（lù）读音释义有：甲骨文“六”外形似“介”字，外形似两宇之棚舍，为田野临时之寄居处，秋冬去，春夏居，“庐”“六”古音近，故外形“介”得借为数量词“六”（liù）；“六”通假“陆”;“六”地，为水边的高地；“六”与大陆阜古代多树木有关，森林中又多鹿，故衍生为山麓之“麓”。同时，应看到，在上古大禹治水时期，皋陶部落为何要陆续迁徙“六”，其后裔又为何代代依存和守护着这片土地，自然与六安自然环境以丘陵高阜等“陆地”居多，利于生产生活有关。还有是，皋陶作为东夷部落的首领，数字崇拜为“六”（而不是“九”，也不是“三”），而“六”的古音和几个相关地名的方言均读作六（lù）。

其次，六安地名是从“六”（录）、“六国（录国）”、“六安国”“六安州”的历史延续而来的。郭沫若发现，“六”国在铭文中称作“录”国，有青铜器实物为证。 “六国”作为一个方国，在商朝的甲骨文和周朝有存世的器物及铭文。一般认为，它的历史有1000多年，历经夏商周三代，直到公元前622年被楚国所灭。现位于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白鹭洲社区（原三女墩村）的东城都遗址很有可能为古六国都城。据最新考证，现遗存城内文化堆积覆盖区面积约23000平方米。郭沫若在《两周金辞大系考释》考证录伯 簋盖时曾指出 : “录国殆即《春秋》文公五年‘楚人灭六’之六，旧称皋陶之后，地望在今安徽六安县附近。” 从六至六国（录国）的君主，史籍记载有名可查的不少于五位，即仲甄、子贞、子辑（写法为去掉“车”）、釐王、录伯（伯后一字为“上戈下冬”，读音念作“终”），“录伯”是“古国延于周者”之一。西周中期周穆王时“录伯”被郭沫若释作“六伯”，并得到文史界较为一致的认可。从读音上分析，“录”（lù）肯定不是读（liù）。“六”（录）在西周初年曾侵犯周，被武王所灭，之后成为周的一个臣属封国。“六”（录）国为周王朝开疆扩土，抵御外敌，屡立战功。到春秋时期成为楚的属国，后来由于“六”人叛楚投东夷，被楚所灭又成为楚的一个邑。《左传》昭公三十一年秋，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六为吴所併。六成为东夷、楚、吴之间争权的冲要之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齐文心先生在《“六”为商之封国说》、湖南历史研究所著名学者何光岳先生在其《六国考》中均有相关论述。

三是六（lù）安读音蕴含诸多历史文化基因，尊重乡音、留住乡愁也为题中之义。从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在平定纷争、置“六安国”（据分析有希冀“六地平安”之意），并任命首任诸侯王刘庆算起，六安地名延续至今已有2100多年。秦汉时期，六地最有名的人物是英布，在其任九江王和淮南王时，均“都六”。六安地名读作六（lù）安，既有历史文化背景，也有民俗传承因素。本人生于六安，文革前记事时就常听老人说到先前的六安，均为“六（lù）安州”。还有从古籍《说文解字·卷十四·六部》（六之属皆从六，《文韵》音“力竹切”），到现代的《辞源》、《辞海》，均注有六（lù）的读音，为多音字；“六”既用作数词，也用作地名词等。再从地方有声媒体发展历史看，无论是1952年成立的六安人民有线广播电台和1985年成立的六安电视台，播音员、主持人都把六安读作六（lù）安，而没有念成六（liù）安的。想来本地媒体的读音是有着传统文化的依据且得到多数当地人认可，乡音约定俗成，否则难以持久。

六安地名读作六（lù）安，当然也有方言因素。读成六（liù）安，主要是受中华民族融合及普通话推广的影响。如在封建帝王朝代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影响；现代社会普通话的广泛使用，使小众化读音或方言受大巨大冲击。且读音“六”（liù）有现代词典的依据，因而，我们没有必要指责六（liù）安读音就是错。但笔者也希望大家秉持客观礼敬、尊重乡风民约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六”字读音上的分歧。

 ( 此文作者曾发表于《皖西日报》2016年9月9日，标题为《 六安之“六”（lù）读音阐理》，现作部分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