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要写好，首先在于要有真情实感，然后才是遣词造句。只有源自生活实际的文章，才有可能真正感动人，也才真正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笔者以为，不同的文风，至为关键的倒不在于是不是能够写出锦绣文章，而在于直接影响到做人。我们可以从著名诗人白居易身上体会到很多。

白乐天的诗，是有唐一代所有诗人中最为雅俗共赏的。其诗多源自作者本人或百姓生活实际，所用语言文字也尽可能通俗易懂，绝不故弄玄虚，掉文布袋。据说，白乐天每有诗成，必反复读与邻居不识字的老翁老妪听，然后问他们是否能听得懂，征求他们的意见之后再做反复的修改，直至这些老翁老妪完全听明白为止。也正因如此，把一千多年前的白乐天的诗拿到现在，只要稍有些文化底子的人，几乎都是一听就懂，完全没有跨越千年的距离感。是为不朽。

单纯一个能让人听懂，就称其为不朽有些牵强。白乐天的诗句，最难得的是对百姓生活的关心和关注，诗人的立场、诗人的纸笔，完全成为了底层百姓和社会公众的代言，真实生动，感人至深，从不做矫揉造作的拼凑之作、应景之作、虚假之作。《卖炭翁》、《琵琶行》、《长恨歌》、《观刈麦》、《新丰折臂翁》都是这样一种风格。

白居易将最通俗的语言组合成最优美最感人的诗句，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也告诉后人们平实通俗的内容和文字一样可以处理得美轮美奂。“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等等诗句，哪一个不是经典，又有哪一个是靠矫揉造作和生硬堆砌成的？

白居易做人也一如其文风。白居易曾在杭州任判史，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白居易给后人留下了美丽西湖，有白堤为证。据传，白居易在杭州为官三年间，不取民间的一钱一物，名声颇好。当他离任回家后，发现自己在杭州做了一件错事，即在游天竺山时带回了两块喜爱的石头。后来，他深感对不起杭州，对不起天竺山，便专门写了一首自省诗，既反思自我，又警示后人。生活中的白居易，敬业爱岗，敢言直谏，安贫乐道，乐观放达，我们可以认为是有了这样的为人才有了白氏的平实文风，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恰是白乐天的现实主义文风不断地强化和升华其人品和人格。

文章到了明清之际，按说离现在越来越近，却变得越来越佶屈聱牙，难以卒读，难以让人理解，至为典型的就是八股文，其产生的背景，应该就是此等文章越来越脱离普通百姓生活，成为仕途名利场中的利器工具这样一个原因吧！于是，这些文章也就和写出这样文章的人士一起被大众和历史所抛弃，倒是另外一些知道百姓需要什么的文人、把百姓中的一些故事和典故记述下来、润色加工——明清小说的诞生是文字应真实反映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另一个典型例证。

成年人作文，受制于生长环境，学白乐天的文风，虽很迫切却难得奇效，正所谓根深蒂固。而孩子们正是有样学样阶段，断不可急功近利，为追求短期效益使孩子过早华而不实、弄虚作假、急功近利的毛病，而应该使孩子们沉下心来，一步一个脚印的到生活实践中去亲身体会、寻找素材、经历感动、提升水平，速度可能不快，但长期效果一定很好。说不定再造几个白乐天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