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之美与美的真理

刘悦笛

当今时代，科学与艺术之关系，应该说愈来愈紧密了，二者发展的大势所趋乃是相互融合。当代科学家越来越意识到“科学之美”，而当代艺术家也在创作中更多使用了科学成果。追随历史，每个时代的艺术家都善于使用那个时代的前沿科技，17世纪的光学与19世纪的投射原理都曾为欧洲艺术家们所使用，如今的时代概莫能外。伟大的艺术家总是掌握当时代的科技，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在上海做的“无相万象”展即为明证。这位当代艺术家给你的巨大感觉冲击有物性的、色彩的、触感的、投影的、折射的、梦幻的乃至神秘的，而这些无不借助于当代科技手段而得以实现，堪称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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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拉维尔·埃利亚松  “无相万象”展览作品《静止的河流》

有趣的是，率先直觉地意识到“科学之美”，乃至将美作为科学“极高境界”的人中，许多都是物理学家抑或数学家，其中就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近十年来，杨振宁先生一直在做题为《美与物理学》的演讲，其核心观点就是认为：“物理学的发展有四个阶段：先是实验，或者是与实验有关系的一类活动。从实验里的结果提炼出来一些理论叫唯象理论，唯象理论成熟后又把其中的精华抽出来，就变成理论架构，最后理论架构要跟数学发生关系。在这四个不同步骤里都有美，美的性质当然也不完全相同。” 于是乎，整个科学研究的过程都充满了“美”意。

科学与艺术的相通与交融，就形成了所谓“科艺相通”论。这个理论的倡导者中就有李政道先生，这位物理学家首创性地认定：“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艺术家对此也有“通感”，吴冠中先生就认为“科学探索宇宙之奥秘，艺术探索感情之奥秘，奥秘与奥秘间隐有通途”。

在我看来，真理的确至少有两种，一种是“指引道路”的真理，就是科学真理，另一种则是“照亮生活”的真理，这两方面其实是异曲同工的，具有同样的终极追求。苏霍金就曾有言：“一切科学和艺术的使命都是要尽力了解整个世界的和谐，透过事物和感受的五光十色的外壳发现它们之间的简单关系，透过漫无头绪的各种事件去寻找其中的规律。”这就是科学与真理之“奥秘”关联。

为了深入探讨艺术与科学的共同基础和目标，展现艺术与科学的互动与互补，2001年清华大学曾主办“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并于5 月31日至6月17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了国际作品展，直至2013年已举办了三届。艺术与科学的融合早被前卫艺术家所实验，并不能等同于用水墨笔法去呈现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原理。真正具有标识性的，乃是2002年5月4日到9月1日在德国卡尔斯鲁厄举办到“打破偶像，科学、宗教和艺术的图像的制造与摧毁”展览，由熟谙现代科技的前卫艺术家彼得·维贝尔（Peter Weibel）主办，可谓明示了科学与艺术之融合的新趋势。

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重要代表人物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做过一次素描式的回顾：“25年来，艺术史家和科学史家之间的联系多不胜数。比如我们想到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 （S. Alpers）这样的人，他那本关于荷兰绘画的名著，就是一部科学史。反过来，达斯顿（Lorraine Daston）和彼得·盖里森（Peter Galison）合写的 《客观性》（Objectivity）一书，既是科学的历史也是艺术的历史。在实践中科学和艺术从来不分家。是教育、教育系统让人们将它们分开，有很多人，尤其在政治学院里，对艺术史或科学史特别无知，这并不能损害它们之间的联系。”这恰恰说明，科学与艺术正在逐渐走上并轨的康庄大道。

实际上，科学与艺术都是人类重要的造物。英国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将人类的精神生活区分为艺术、宗教、科学、历史、哲学五个类别，也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也分为这前后五个阶段，其中，每一类活动都是以那些逻辑上居先的活动为先决条件，并在它自身中包含前者，如宗教以艺术为条件并包含艺术。同时，每一类活动都在某种意义上又都是追随它的一切活动，正如掌握宗教也就是掌握了某种哲学，从而共同构成了所谓“精神生活的统一体”。但在终极关怀意义上来看，科学和历史生活能否成为其系统中的主要成员，亦是值得怀疑的，尽管不能排除科学家们对某种“自然神”的敬畏和普通人对历史传统的膜拜（如祖先崇拜），但宗教、哲学与艺术皆可能成为人的终极关怀。

那么，科学与艺术曾如何绝缘的呢？这便关系到“现代性”的断裂，“客观的科学”“普遍的道德和法律”“自律性的艺术”的分裂之愈演愈烈，进而使得整个生活系统也陷入分裂。18世纪末期，从制度化的角度看，随着曾一统天下的宗教与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在欧洲的崩溃，科学、道德和艺术都自立门户，从而分化为不同的“自主性”活动领域，各自探讨自身所独有的——“知识性问题”“正义性问题”与“趣味性问题”，它们分别对应着科学意义上的“真理”“规范性的正当”和“本真性或美”。在整个生活系统的理性分化过程中，科学技术与“合理性”相互结合而固化为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它将手段与目的相互倒置、事实与价值严格分裂，并造成了人的现实生活的异化、物化或单向度状态，因而对（以科学精神为主导的）“工具理性”的批判就始终成为人文科学的批判标靶。

然而，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想始终寄托着真、善、美范畴相互统合的终极目标，始终坚持着对科学、道德、艺术兼容并蓄的美好生活的终极追求。如德国哲学家谢林就认定，“在真善美，即科学、道德和艺术相互渗透的意义上讲，哲学就是科学；但因此也可以说它不是科学，而是科学、道德、艺术共有的东西”。启蒙时代以来的那种客观科学（真）、普遍道德（善）和自律艺术（美）的分裂统辖和交流阻断，不能不说都有着康德哲学的浸渍与影响，康德对美与真（即明晰认知的领域之真）的割裂是毋庸置疑的，但如今的时代有了融通的更高要求。

尼采对待艺术与科学的看法，可谓在实现现代的逆转——“以人生的眼光考察真理，用艺术家的眼光考察真理和科学”。按照尼采的观点，真理具有一种消极的毁灭性力量，所谓的“求真意志”，也就是自柏拉图开始奠基的“真实界”“天国”“物自体”等等，已显衰退的征象。相形之下，艺术的感性较之这些超感性的真更加真实，艺术是自苏格拉底以降哲学、宗教、道德的人类颓废形式之反向运动。尼采将艺术与生命的自救最高地联通起来，极力张扬艺术为生命伟大的“兴奋剂”而最高肯定生命意志的冲创和提升。这种观点尽管激进，却有效地质疑了西方传统的科学观与艺术观及其彼此的割裂状态。

事实的确如此，近代科学的发展造就了一种科学世界观，从而深刻地影响了艺术与美学的观念。英国数学家怀特海也认为，“笛卡尔曾经创立了一种思想体系，使日后的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和科学保持了接触。……直到本世纪，哲学学派才把上述两个传统结合起来，表达了一个从科学中导引出来的世界观，因此也就算结束了科学跟美学以及伦理经验所肯定的东西分道扬镳的状态。” 也就是说，在认知概念和科学真实之下，只能去测定认识的真理性，从而胁迫着审美特性仅局限在审美外观之内，也造成了科学与艺术之间的绝缘与割裂，这种科学世界观稳固的历史直至20世纪初才有所改观。21世纪的如今则是需要融合的时代了，正如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所阐明的那样：“在科学的确证与未沾染科学法则却规定着判断的随意感觉之间，正是艺术的判断的用武之地。”

2015年4月18日，杨振宁先生在中国美术馆做了题为《美在科学与艺术中的异同》的讲座，与屡次讲过的《美与物理学》寻求科学与美相通之处不同，这次他关注到了科学与艺术的差异。非常有兴味的是，杨振宁屡次提到“方程式是造物者的诗篇”，当一位观众要求他给艺术下一个方程式时，杨振宁笑着摇头说：“艺术的美是不能用一个方程式捕捉下来的，这并不代表艺术的美跟科学的美没有共同点。可是美是一个非常主要的观念，不要说是在艺术里不能用一个方程式来描述，科学里的美也不是一个方程式，它是很多方程式总和起来的，才有了这个美的观念。” 当然，科学之美是客观的美，是与人类没有关系的，在杨振宁看来，这也关系到庄子所说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其实，这次讲座的主要观点是认为，科学中的美是“无我的美”，艺术中的美是“有我的美”，这显然来自王国维先生所说的“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之分。杨振宁进而认为，唐代画家张璪的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意思是自然之美并不能转化为艺术之美，仍然需要艺术家内心的情思。他以商朝青铜小犀牛和青铜器觚为例，说明“创造犀牛的艺术家是外师造化，源于真正的犀牛，是真实的美。而铜觚是一个‘中得心源’的美，因为它的曲线用几何学的语言来讲叫做双曲线，商朝的人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双曲线，可是他直觉地知道了这个抽象的美。所以这个铜觚的美是一个写意的美。”

然而，这种观点看似有道理，艺术的美是与“我”相关的，因而是主观的，科学的美则是与人无关的，因为是客观的，但却值得商榷。这符合法国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所说的那句名言——“艺术是我，科学是我们！”拉图尔在对话当中，对此曾有所批驳：“这种将艺术科学区分开来的看法是19世纪的看法，它以相当古怪的方式表达了艺术是主观的，而科学应该是集体的或政治的。我不认可这种区分。艺术更加是‘我们’，它参与集体的构建，而生产科学的集体是个相当奇怪的集体，有时候仅限于几个科学工作者，有时候遍及民众。能够自称 ‘我’或 ‘我们’的集体规模是非常多样的。”

这种崭新的观点，我基本认同，实际上无论是科学还是艺术皆不离主客双方。科学不仅是人类对于宇宙规律的“发现”，而且更是人类建模化的“发明”。反过来看，艺术看着近似于一种“发明”，但也是对于生活真理之“发现”。在科学与艺术当中皆有主观参与的问题，这有“测不准原理”加以证明；亦都有客观性问题，客观性并非科学的专利，艺术品也有客观性问题。只是17世纪以来的欧洲传统，将那自然、理性世界与虚构世界（如文化艺术）加以二分，从而在后世形成了——艺术是单数的“我”，而科学是复数的“我们”——如此割裂的观念。

直面这种断裂，我们倒不妨回到德国前卫艺术家约瑟夫·波依斯（Joseph Beuysin）的一个鲜为人知的结论：“美学＝人”（aesthetics = human being）！只有在审美当中，人才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所以“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时代，才是更美好的时代。这意味着，美也是真理的显现，可以通过美来衔通科学与艺术。科学真理由于纯理性地“高度抽象”于生活现象，因而以一种“抽象的真理”而高居于日常生活之上。但“美的真理”，则由于直观地呈现着现实生活，而成为最切近于日常生活的形态，它的真理亦是包孕在现实生活呈现的具体性之中，这是它与科学真理的不同之处。但与任何一种真理相同的是，真理并不能只到日常生活的表象中去寻找，而且还要在与日常生活形成张力的理性结构中去探寻。

“美的真理”，正是这样一种不离于日常生活的“本真之真”，它所指向的“自由”正是其本真生活的本质。它显露出人与世界的真理，这种真理可以说是一种“不真之真”，或审美之真。这种真理，一方面是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真实的，但却来自这种日常生活的连续体；另一方面，则是形成了非日常生活的张力的，因而显现了更为深邃的本源之真。质言之， “美的真理”，就是一种生活真理，可以说是后者的一种变异形态。与科学真理比较，它是离日常生活最为切近的；但与日常经验比较，它却显现出本真的生活，是一种能呈现本源性真理的显现。

无论是科学启发于人，还是艺术让人享受，皆与生活相关。奥地利哲学巨擘维特根斯坦曾写道：“托斯妥耶夫斯基说幸福的人正在实现人生的目的，就此而言，他是对的。为了生活得幸福，我必须同世界相一致。这就是 ‘幸福’的含义。宗教—科学—艺术都只是从对我的生活的独一无二的意识中阐释出来的。这种意识就是生活本身。”归结到底，宗教、科学与艺术都涉及人的幸福，这种终极关怀要求我们“不能使世界顺从我的意”，而必须“与世界相互一致”。

在阐释科学与美的关系的时候，在言说科学家也是诗人的时候，杨振宁先生曾反复引用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诗：“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Have in a sand to have in a world, a flower a heaven, endless endless hold in the palm, the eternity is the in a flash time rather and not）。我毋宁引用这更美学化的翻译，来结束此文我论的“美的真理”——“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君掌盛无边，刹那含永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