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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跨越到转向:文化的对话之路(刘悦笛)

(2014-12-22 09: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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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从比较、跨越到转向:文化的对话之路
2014年12月11日 16:3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悦笛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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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文科学要参与全球对话,需要从逻辑上走三个步骤——“比较文化”(Comparative Culture)、“跨文化”(Cross Cultures)与“文化间转向”(Intercultural Turn)。

  “比较文化”,是异质文化最初相遇时最常见的文化现象,恐怕从莱布尼兹时代就已开启了这种文化比较之路,那时还是欧洲遥望东方的“启蒙时代”。打个比喻,“比较文化”就好似在两条“平行线”之间做比照。比较的前提就是,被比较的双方或者几方文化必须是异质的。在这种比较方法论当中,比较为“同”还是比较出“异”,就造成了不同的文化理解方式。

  美国著名汉学家本杰明·史华慈主张“求同存异”,他力求运用超越文化和语言差异的概念,透过表面上的差异比照,来寻求中国思想当中的“普遍性”,这就是所谓的“思想的一致性”。这在史华慈的名著《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当中得以明证,因为“比较思想所释放出来的功能,就在于它恰好有能力去挑战那些未经检验的关于逻辑同一性与学说比较性的假设”。与之相反,英国汉学家葛瑞汉则刚好要“求差存同”,也就是努力透过中西之间所有的共同之处来发现文化差异,这就是所谓的“关键词汇的差异”。

  如果说“比较文化”犹如平行线的话,那么,“跨文化”则好似一座桥梁;如果说“比较文化”不强调相交的话,那么,“跨文化”则更强调沟通。“跨文化”交流的关键词就是“跨”,Cross就是交叉之意,“跨文化”需要在两种抑或几种文化之间“架桥”。对此的运思之路也可以反过来想:并不是岸已经存在于那里,人们需要在此岸与对岸之间架桥,而是先有了桥,后有了岸。在“跨文化”研究当中,恰恰由于文化之桥的出现,使得两种抑或几种文化之间形成了“岸与岸”相对与衔通之关联。

  关于桥与岸的辩证关系,德国哲学巨擘海德格尔在《筑·居·思》当中说得最富存在感也最为透彻。海德格尔明确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岸之所以成为岸,乃是因为桥跨越了河:‘桥飞架了溪流,如此轻盈而有力。桥并不只将已在那里的岸连接起来。岸显现为岸,仅仅由于,桥跨越了溪流。有了桥,才有相连的岸,它故意地跨越了两岸。通过桥,此岸才可以与对岸链接起来。岸并不是沿着溪流而相对的两条带子,它连通了旱地。通过岸,桥给溪流带来了岸后的大片旱地。这使得桥、岸、地相互成为了邻居。桥将岸聚集为围绕着溪流的景观’”。“跨文化”研究恰恰因为桥的存在,形成了文化之间的“对岸”意识,进而连通了岸后的广袤大地,“跨文化”由此便成为深层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

然而,“跨文化”的地点对地点、场所对场所、处所对处所的沟通,仍是不够的,由此,更深入的所谓“文化间转向”便得以在全球学界出场。从当今德国学术界开始,这种“文化间转向”由于同全球化时代的契合,已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播撒与蔓延开来。

  质言之,从“比较文化”、“跨文化”到“文化间转向”,它们分别承担了人文科学建构的不同层次的任务:“比较文化”的基本任务是“分殊”(diversity),我与你是“不同”的;“跨文化”的基本任务是“互动”(interaction),我与你是要“和”的;而“文化间转向”的基本任务是“整合”(integration),我与你是“和而不同”的。在总体上,当今中国人文科学的建构,也需要从“比较”、“跨越”再到“间性”这样分三步走来建构“自创性”的体系。

  所谓“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关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融会和交融,进而形成相互的、深入的文化理解,最终要达成全球性的“文化整合”。这种“文化间性”是当今全球学术界所面临的最新语境,这是由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日益频繁与深化,与此同时,文化冲突也在愈演愈烈,然而,“文化本质主义”(cultural essentialism)却已在全球陷落。在深入比较、跨越与沟通当然还有冲突之后,文化之间的“整合”也就变得愈加重要。

  印裔德国学者拉姆·阿达尔·莫尔在其专著《文化间哲学》当中认定:“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就是一种多元事实现象。在元语言学的讨论中,它是作为一种建构而起作用的。在积极的要素上,文化间性哲学就是一种对哲学信念、态度与视角的命名。没有哲学是单一的哲学,没有文化是单一的文化。这种视角是同所有不同的哲学与文化相匹配的,并使它们自身无法被抽象化。哲学的间性,既住居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也超越了它们的狭隘限制”。“文化间转向”所带来的,并不是文化之间的比照,也不是文化之间的沟通,而是整合为一种“相互交叠”的关联。

  实际上,“文化间转向”的展开,本身就是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欧美中心主义”与“男权中心主义”的无情解构,当然,也是对欧美学术霸权的积极解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文科学恰恰可以利用“主体间性”的策略。毫无疑问,中国人文科学并未处于全球学术的中心,也必须承认,你本身不可能也绝不构成文化霸权;然而,利用“文化间性”却可以驱动文化多元的发展与共生。与此同时,必须承认的是,中国人文与西方学术有差距,与传统学术也有差距,这都需要迎头赶上,但中国人文科学的建构却既离不开西学的规约,也逃不离本土的根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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