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韩国非常重视儒家的“礼乐文化”，这从每年的“秋期释奠”活动可见一斑。所谓的“秋期释奠”就是祭孔，成均馆作为韩国最高规格的“文宣王庙”，每年都承担着“释奠大祭”的重任，600多年来鲜有中断，祭孔仪式同时也在韩国的200多所乡校共同举行。成均馆的祭孔由于严格遵循了“明代礼制”而得到了东北亚和东南亚诸国的纷纷效法，据说保持了“礼乐文化”的远古遗韵。

　　韩国大约在16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就已经开始祭孔，始建于1398年的成均馆始终是“主祭”的皇家场所，2008年则是孔夫子“诞降”2559年，从2007年起一年两次的春秋释奠改为按公历定期举行。成均馆当中的大成殿就既供奉着“五圣”（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和孟子）与“孔门十哲”（唐开元年间始定的儒家学派的十位孔子门生），也供奉着“宋朝六贤”（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和朱熹）和“韩国十八贤”（包括李退溪、李栗谷在内的18位韩国儒生），中韩儒门思想家们在其中都获得了崇高而显赫的地位。

　　六项明代以来形成的释奠仪程（迎神、初献、亚献、终献、彻馔和送神）在韩国被拓展为祭币礼、初献礼、亚献礼、分献礼、饮福礼和望燎礼（又称为望瘗礼)，但基本上大同小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初、亚、终三献礼，在初献官拿着币篚向圣贤们行奠币礼之后，初献官、亚献官、终献官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分别向“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子及其他四位圣贤各献上三杯酒，从而完成了主要的献礼仪式。在三献礼结束之后，“分献礼”则是向五圣之外的其他圣贤献酒，分献礼之后进行的是喝酒及献俎肉的“饮福礼”。最后的“望燎礼”是最独特的，所行之礼就是把祭文和献给五圣的币帛烧掉，并在尚未烧完之时用土来掩埋一半，象征着献给“天”与“地”。在该礼结束之后，释奠的主持者（被称为“通赞”）大呼礼成，大成殿右侧的镛钟庄严响起，整个典礼才宣告圆满完成。

　　释奠之“礼”的实施始终是同“乐”相配的，真正达到了所谓的“礼乐相济”，这种“乐”依其原初始内涵乃是诗乐舞的合一。在“释奠大祭”的开启之时，“通赞”的高歌便非常端庄而悠扬，从典者高唱“举迎神乐”开始，歌乐齐鸣就已尽显祭礼的雍容与典范。大成殿和“三神门”两侧的雅乐台上装饰着龙凤文样，雅乐器分别由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材料制成，“八音皆以和歌”，演奏出来的正是最“方正”的祭司雅乐。随着三献礼的顺序举行，从“乐起”到“乐止”之间的古乐演奏，其旋律之古朴、节奏之徐缓，的确与礼的行进是相得益彰的。据说在李氏朝鲜王朝时期，韩国的宫廷音乐是严格按照明代的规范而制的，他们经常派乐官到华夏京都去取“乐”的“规”与“矩”，幸运的是，至今我们听到的仍是明“音”明“韵”。

　　在整个祭孔过程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恐怕还是著名的纵横各八列的“八佾舞”，这个“八佾舞”是成均馆的一位教授据礼书加以“复原”的。八佾舞者皆身着红袍，行“文舞”时头戴黑帽，左手持古乐器“籥”，右手持悬垂似雉羽装饰的“翟”；行“武舞”时头戴饰白羽的红帽，左手持木盾亦即“干”，右手拿木斧亦即“戚”。始行“文舞”，在亚献礼之后改行“武舞”，“文舞”优雅端庄而“尽善尽美”，“武舞”则由“气”与“势”而胜。但整个说来，舞者的舞姿都是非常规矩和庄严的，无论是从授、受、辞、让、谦、揖、拜、顿首的身体动作来看，还是从卫、落、拱、呈、开、合等舞具姿态来说，都是如此。这与“乐通伦理”的道理一样，这最高规格的“八佾舞”的造型语言，恰恰是合于“中、和、祗、庸、孝、友”的六德标准的。

　　当然，当代韩国并不是一味地在“复原”礼乐传统，在现实中这也是不可能的，而是将这种传统与现代文化结合起来。“大射礼”就是一个为展现儒家礼乐传统而被现代复原的宫中典礼，它是韩国文化遗产保护财团为了弘扬韩国本土文化、促进文化产业而实施的非物质文化复原工程。如此重现朝鲜王朝“军礼仪式”在韩国也是第一次，它再现的是1743年为庆贺“英祖”50大寿而举行的射箭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在所谓“荡平”（也就是平定了倭乱与胡乱）之后而谋求王朝的中兴。整个典礼主要由“御射礼”和“侍射礼”组成，配之以《寿天齐》和《保太平》的轩驾乐，在拜礼举行之时奏《洛阳春》，在还宫之时奏《天平春》。所谓“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宫廷雅乐的确震撼人心。整个仪式的过程都是按照《大射礼仪轨》一书复原而成的。

　　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在名为“仪礼美”的大型展演当中可见一斑。这个规格甚高的展演在高级酒店顶层的T型台上举行，邀请了韩国社会各界名流来参加。具有韩国民族面相的模特集中展示朝鲜时代皇帝皇后、王孙贵族、文武百官的各种服饰，这些服饰从材质到造型都是经过了严格程序复制出来的。在现场，你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凛人的皇室威严，这被韩国学者们推崇为一种“仪礼之美”。

　　无论强调“人是礼仪的存在”（如芬格莱特、葛瑞汉所见），还是对此持一种质疑的态度（如史华兹所见），抑或认定“礼”是作为“人性化过程”而存在的（如杜维明所见），“礼”在东亚文化当中总是浸渍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最切身的体会，就是韩国学生们的“尊师重道”，无论是笔者在成均馆大学授课所面对的韩国博士生们，还是到国立首尔大学、岭南大学和韩国艺术哲学协会演讲中所遇到的每一位学生，都十分重视师生之间的礼仪，哪怕是学生要长你20多岁也是如此。在与他们熟识之后，一位韩国学生还问起我，可不可以在私下交流的时候不使用“敬语”。在韩语当中，“敬语”带来的不仅是词的变化，而且更有句式的根本改变，远没有中文来得那么简单。我只能回答说，中文敬语主要是“你”与“您”之间的差异，“有心”的话就用“您”，“无心”的话便用“你”好了。

　　在韩国宣扬“儒家思想”的不仅囿于公立、私立的大学，而且还有许多民间社团在其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它们的影响很大。我曾拜会“韩国儒道会”的院长张在轩先生，这个社团是韩国最重要的儒家组织，据说70年代曾拥有地方分会近300个，儒林人数约500万，而今却略有衰落。张先生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耄耋长者，他如今仍数十年如一日地向弟子们传授儒家经典，弟子遍布社会的各行各业，他还曾将各种各样的儒家经典翻译成韩文。当然，在许多韩国人心目当中，“儒学”更是一种“儒教”，他们有许多学生团体也在以这种态度来共同研修儒家文化，大学里面还有许多年过半百来读儒学研究生的长者。我的学生当中，除了攻读东洋哲学的之外，也有几位韩国知名的舞蹈家、音乐家和美术家，在欣赏他们的“韩舞”、“国乐”和“韩国画”的时候，更能感受到儒家“礼乐文化”在他们创作中所产生的影响。

　　但韩国这个尊卑有序的社会却仍是一个“熟人社会”，一个比中国还“熟”得多的“熟人社会”，儒家传统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也时有显现。如何在发展儒家文化的同时“趋利避害”，这是中韩两国都要共同直面的时代问题，尤其是在“国学热”蔓延中国的时候，似乎更需要“清醒”的头脑与“审慎”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