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佛学的钻研

关于释，即佛家思想，鲁迅也做过深入的钻研。“鲁迅在青年时代曾给予佛教较高的评价，在‘五四’之前也产生过研究佛教的兴趣，这来源于他当时的宗教观。”鲁迅认为，“希伯来之民，大观天然，怀不思议，则神来之事与接神之术兴，后之宗教即议萌孽，虽中国志士谓之迷，吾则为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凭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集外集拾遗·破恶声论》）看到宗教是“向上之民所自建”，可以“充人心向上之需要”，确实是看到了宗教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在人类追求最高理想的精神生活中间，宗教具有着推动向善和思考现实的作用。

鲁迅是欣赏小乘教的。他说自己对佛教具有一种偏见：“以为艰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对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因而变得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集外集拾遗·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强调苦行修行，正是鲁迅精神的重要特证。但鲁迅对佛教是研究不够的。林非说：“至于佛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影响，也像鲁迅对于道家的学说那样，并未引起他自己充分的注意。”（《鲁迅和中国文化》第37页）

其实，佛教最重要的学说是佛教大乘空宗的般若学。这一学说奠定了佛教在世界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在中国思想史上经过演化和融合，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鼎立而三。儒家主张以仁义道德处理人际关系，治理天下；道家主张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佛家主张心灵净化而成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般若学向我们证明：

第一、般若性空理论的确立与传播，对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的认知，可以用般若智慧加以烛照观察。只有用般若智慧对流动之中的世界加以观照，才能真正获得对世界的本质、本元、本体的认识。这是极为深刻的思辨。

第二、般若学对现实世界认识的思维更为开阔。《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把般若学应用于具体范畴，形成了“无住”、“无明、“无相”、“无生”等等观念。

“无住”，亦作“不住”，指不住于经典，不住于“名言”，不住于一切共同认知，从而抛弃执着无妄；

“无明”，清醒的认识世界，抛弃一切杂念。

“无相”，超越现象。无相，超脱生死的涅槃。

“无生”，无生灭变化。无生即无灭，就是“不二”。

 这种思维启发人们头脑的是，对于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世俗认识的一切对象，都要通过般若智慧对世俗认识的否定，以把握真理，达到觉悟解脱。

第三、 般若学的出现，表明佛教上升到大乘佛教的境界，使得佛教徒和信众都从小乘佛教的注重个人修行解脱出来，心胸更开阔，思维更开放。支遁的“逍遥论”说，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说的是心态自由，是排除了欲望束缚的“逍遥”。

第四、 般若学的出现，在中国文化史、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其重大影响之一是，彻底改变了佛教传播的被动局面，成为统治者、贵族士大夫和名人名士能够接受并开始钻研佛学的通道。从此，佛教学说和佛教思想开始真正融入主流意识形态。

其重大影响之二是，使得佛教中国化进一步加深，成为普遍的信仰，成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这对东晋以及南朝而下的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为其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重大影响之三是，佛教的中国化奠定了中国思想界儒、道、释三分天下的格局。经过魏晋直至南北朝，佛教的兴盛，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完成了儒、道、释三教的融合，并成为指导人们思想的指南。

 其重大影响之四是，佛教发展到南北朝时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之一。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方面都以佛教的戒律、禅定和般若学的义理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尺，并且导致了南北朝经济、文化和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下的经济更为繁荣；南方虽然不断发生朝代更替，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和艺术的发展仍然不断向前推进。

其重大影响之五是， 佛教影响到后世，在南朝，沈约根据佛教的音乐建立起中国诗歌的音韵学。在唐代，有傅弈、李翱、陆垣等人对佛教的推崇。到宋、元、明、清，许多思想家都从佛教的般若学和因明学吸收营养，为建立自己的学说和创立学派服务。例如朱熹等理学家吸收般若学和因明学创立理学体系，陆九渊则直接从佛教的禅宗哲学受到启发，创立了“心学”，明代的王阳明也是从佛教哲学吸收营养，创立了他的“心学”体系。许多文学家如谢灵运、王维、白居易、苏轼、苏辙“公安三袁”、曹雪芹等等更是从中汲取营养，既深刻了思想，又丰富了创作内容和创作内涵。

  此外佛教的许多词汇如时间、空间、刹那、大众、劳动、不二、拈花微笑、莲花、金刚、心灵、心地、智慧、烦恼、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是来自佛教的语汇。

 林非说：“鲁迅并不是善于探讨哲学观念的学者，而是最善于把握和分析社会文化现象以及民族心理契机的大思想家”。（《鲁迅和中国文化》第42页）鲁迅说老子和释迦牟尼是“好事之徒”，原因是他们念念不忘“令人长寿平安，使国古老拖延的秘法”，并且还一心致力于阐明自己的思想见解。鲁迅“对此微妙的针砭，显示出他是多么希望积极的思考和行动，以便建成能够适应和促进现代生活秩序的中国新文化”（《鲁迅和中国文化》第4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