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简”与“董狐笔” 

一向认为齐国太史和晋国的董狐都是能够“秉笔直书”的史官，说起他们的故事来，无不为之称颂。但揭开“太史简”与“董狐笔”两者“秉笔直书”的真相，使我们大为惊讶，原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崔杼弑其君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这说的是齐国的大臣崔杼杀死国君以后，太史就在竹简上秉笔直书，当即被杀；他的弟弟又勇敢地往竹简上秉笔直书，也被杀死；他的第二个弟弟也毫不犹豫地接着往竹简上书写，崔杼只好摇摇头罢手了。南史氏听说太史尽死﹐执竹简以往﹐听说已经将崔杼杀死国君写在竹简上了﹐乃还。

事实是，齐庄公是一个荒淫无耻的好色之徒，贪恋大夫崔杼之妻棠姜的美色，与其私通，做得十分露骨。一来二往，被崔杼发觉，自然无法容忍齐庄公的无耻行径，觉得受到巨大的侮辱。他无时不在寻找报复的机会。齐国邻国莒国黎比公前来拜访，庄公设宴招待。崔杼认为报杀庄公的时机到了，假称生病不去赴宴，却在家里精心策划一场捉奸弑君的计谋。好色的庄公也认为这是与棠姜幽会的好机会，就早早地离开了宴席，只带上几个护卫人员，急促地赶到崔杼家。他让护卫呆在外屋，自己径直地进入棠姜的卧房，见棠姜迟迟未出来，痴情的庄公竟吟颂起情歌来。正当棠姜翩翩而出、庄公激情澎湃时，崔杼一声令下，众杀手一拥而出，把庄公及其护卫斩尽杀绝。 

太史在这样万分紧张的气氛中，竟然无所畏惧地写下“崔杼弑庄公”的字样。太史确实是了不得的汉子，他的两个弟弟也是。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将弑国君的罪名安在崔杼的头上，维护的是在他心目中的国君的无比神圣的地位。他绝对想不到要揭露国君的弱点和恶劣行径，在他看来不管是谁，也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是杀死了无比神圣的国君，就是十恶不赦，就得认真地记载下来，因为他早已抱定了要为国君殉葬的决心。这种行径确实是英勇无畏的，但也显出了他实在是一个盲目和愚昧的忠臣，麻木和颟顸的书蠹。他们三人视死如归，不能辨别是非的盲目与愚昧，具有悲剧的色彩，又算是一个可怜的喜剧角色。

   与“太史简”这几位太史相似，董狐的“赵盾弑其君”的秉笔直书可笑而愚蠢。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乙丑，赵穿杀灵公于桃园。宣子（即赵盾）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

   春秋时的晋灵公凶恶嗜杀，以屠戮无辜引为无上的欢乐，大臣赵盾曾多次劝谏，晋灵公非但不听，竟还屡次派遣刺客和伏兵，要杀赵盾，赵盾被武士倒戈相救，当他未逃出晋国国境时，便听说他的族侄赵穿于桃园杀死了晋灵公，，并迎接颇得民心的赵盾回来主政，另立晋成公为君。赵盾身为大夫，回朝后没有惩治赵穿。晋国史官董狐认为弑君的责任在赵盾身上，因直书“赵盾弑其君”。董狐这种可笑而又愚蠢的尽忠于国君的念头，似乎更要超过齐国的那几位大夫。董狐发挥着“一种带上诡辩色彩的议论手法，推断着说因为赵盾是正卿，既没有逃出国境，回来又不诛乱臣，他如果不算是弑君的罪犯，又能算是什么呢？”

孔子称赞董狐这样写是“古之良史也，书法不瘾”，这是“良史”的品格和笔法。孔子认为，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官，确实不应该隐讳任何人的罪过。孔子也称赞赵盾是“良大夫也，为法受恶。”作为一个卓越的臣子，确实应该为国政的失误诚恳地承担责任，然而他也似乎不应该替灵公的被杀负什么责任。在董狐与赵盾这双方的争论中间，孔子替两边都说了好话，既肯定董狐是“良史”，又肯定赵盾是“良大夫”。

林非说：“孔子使出这种中庸之道的缘故，是因为他既要恪守君君臣臣的统治术，又比董狐更能够正视这样的现状，于是就发表了一通调和矛盾的说法，表现得异常世故和圆滑。”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以礼义违合的书法原则，早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并非都能受到赞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杼的"弑君"之罪，结果弟兄二人接连被杀。董狐之直笔，自然也是冒着风险的，因此，孔子赞扬他，后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这种精神已为后世正直史官坚持不懈地继承下来，成为我国史德传统中最为高尚的道德情操。

   随着时代的发展，从司马迁开始，赋予了它"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具备了唯物史观的实质。这一传统为后代进步史学家弘扬发展，编著出许多堪称信史的著作，是我国史著中的精华。其开启之功，实源于晋太史董狐不畏强权，坚持原则的直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