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解放军文艺》1962年第1期

我一放寒假，就从北京赶到广州，和亲人团聚。1960年春节里的一天，我跟妈妈到广州岭南公园游玩。2月间的北方还是白雪皑皑，天寒地冻，但在这里却一片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的景色。度假的人们三三两两在公园中漫步，其中有一些胸前戴着红色布条的先进工作者，他们满面春风地说笑着，人们不时地向他们投出敬佩的眼光。

我走到鱼池前，立刻被那色彩斑斓的热带鱼吸引住了。我看得高兴极了，抬起头来喊：“妈妈，快来这儿看呀！”忽然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这是小豆豆吗？！”

我蓦地怔住了，惊愕地看着一位走到我面前的穿著深蓝色海军军官服的叔叔。他将近40岁，那黑黝黝的面孔在朝我微笑，在一对浓眉下有一双炯炯发光的大眼睛，高鼻梁，厚嘴唇，宽宽的肩膀，不太高的个子。

他是谁？在这生疏的地方，怎么会有人知道我的乳名？我迷惑地愣住了。

妈妈走过来也迟疑地望着他，眼睛忽然一亮说：“啊呀！这不是老董吗？你可叫我们好找呀！豆豆，这就是我常给你们讲起的那个董叔叔哇！”

妈妈激动地握着那位叔叔的手，久久不能平静。

接着，大家都在林荫下的长椅上坐下来，兴奋地谈起了往事。这时我的脑海里突然掠过一幕又一幕令人难忘的情景，那是每天晚上做完功课后，妈妈常常给我们讲起的当年革命战争时期，她亲身经历的事情。

在1945年“八一五”日本鬼子投降后，正当全国人民从日本鬼子的铁蹄下解放出来，要过安居乐业的生活时，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又在和平谈判的幌子下发动了内战。形势急剧地变化着，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已估计到敌人的这套骗人的伎俩，立即领导解放区军民奋起抗战；并从延安派出了成千上万经过一定锻炼的革命干部，到东北去，迅速发动群众，和国民党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那时我妈妈已身怀五个月弟弟，也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随部队出发到遥远的东北去。由于准备和敌人进行斗争，还带着刚满一岁的小女儿（我）。

部队白天急行军，天黑时宿营，这样走了30多天，才走到晋东南和冀鲁豫边区交界地附近。一天下午2点多钟，部队就停止前进了。大家在一个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小村子里足足睡了一觉，吃得饱饱的，养精蓄锐准备晚上通过铁路封锁线。领导上看妈妈带着孩子不方便，介绍了一位警卫班长给妈妈，以便在危急的时候，可以帮一下忙。妈妈抱着孩子连忙和那位同志握了握手，仔细地看清了他的模样，黑黝黝的面孔，浓眉大眼，宽宽的肩膀。他的名字叫董克升。

当夜色笼罩大地时，部队开始偷越平汉铁路上的敌人封锁线。战士们、干部们个个都很紧张，因为能否越过这条封锁线，对于能不能到达目的地，去完成党的任务是个关键。妈妈用手抚摸抱在怀里的小女儿的脸，孩子正甜蜜地睡着。她边走边设想着可能发生的一切，并想到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了几份最机密的文件，塞在孩子的襁褓里。她想自己万一被敌人抓去，可以随孩子一起隐藏和转移这几份最重要的文件。

部队很快就走到了铁道旁边，人们都屏声息气，只听得见“踏——踏——踏”的马蹄声，间或有枪械与马鞍相碰的声音。突然铁道旁炮楼里的敌人粗声嚎叫起来：“哪一个？”我们部队的带队同志回答：“八路军。”“干什么的？”“借路过！”“多少人？”“一个班。”敌人不吭声了——因为那时日本鬼子才投降，伪军内部很混乱，在伪军与我方犬牙交错的地区，常有小股部队互相借路。这边的部队像箭一样以惊人的速度冲过铁轨，不时传来“快点！”“快点！”的声音。在月光下，只见一个个黑影子奔跑着。敌人哪里知道，这不仅不是一个班，而且还是一个有几位高级首长在内的几百人的队伍呢！

部队迅速通过了封锁线，人们的心刚要放松下来，忽然“唰”地一排子弹打过来，接着看见后面火光闪闪，大概敌人听出了声音不对头，以为是大股部队来袭击他们，于是派重兵追上来了。情况变得万分危急。

同志们的心像是重新压上了一块石头，大家都镇静地准备应付这个新情况。一个豁亮的声音响起了，骑在战马上的英俊的大队长简短有力地说：“同志们！勇敢沉着！随副大队长到正前方东南角隐蔽物下集中，凡是有战斗力的同志都跟我来掩护！”妈妈是党小组长，她掏出了手枪，带领小组的人迅速撤走，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她取出孩子身上的文件，急忙把孩子交给了身旁的党员——马夫同志。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她不能去多照顾自己的小女儿了！

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嗖、嗖”的子弹从头上飞过，火光冲天。在枪林弹雨中，警卫团的一部分战士和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眼看敌人的兵力越来越强，众寡不敌的形势越来越明显，大家都怀着必死的决心，准备牺牲性命来掩护撤走的同志。正在这最危急的时刻，忽然听到嘹亮的军号在附近响了起来，原来冀鲁豫边区迎接我们的部队增援上来了！战士们打得更欢了，一鼓作气，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由于有任务在身，部队来不及追击残敌，又继续向滑县前进了。

这时候，董克升同志和另外一个战友走在最后，忽然，他们隐约地听见离铁路不远的地方有人在呻吟，他们在黑暗中爬到那个躺在花生地里的人跟前，趁着月光看出是头部负了重伤的马夫同志，他断断续续地说：“还有……孩子……”就昏过去了。董克升叫战友把马夫背起去赶部队，自己在花生地里摸索着，敏捷地翻着一个又一个散在花生地里的篮子、箩筐，用手仔细地拨开一株又一株花生的枝叶，却怎么也找不到马夫同志所说的孩子。难道孩子被奔跑着的马群踏死了吗？

为什么没有尸首？难道孩子被谁抱走了？这不可能！董克升疑惑而焦急地在那一片乌黑的花生地里转来转去。他的脚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仔细一看是副马鞍。他把马鞍掀开，啊呀！原来下午才认识的那位女同志的孩子在马鞍底下。董克升同志用手摸摸孩子的小鼻子，小鼻子还有气呢！孩子还活着呀！大概由于某种原因经历了一场惊吓和疲劳，她安静地睡着了。董克升同志这时就像放下一副重担子似的，心情一下子平和了。一阵寒风吹来，他这才感觉到冷，急忙脱下外衣轻轻松松地把孩子包裹起来，一把抱起孩子正要走，真不凑巧，敌人的巡逻部队来了。敌人发现了花生地里有人动，就胡乱开枪，叫喊着“抓活的呀！”董克升吃了一惊，随即镇定住。他仿佛看到了领导上叫他照顾的那位女同志的面孔，说什么也不能把同志的孩子丢下不管！“咕噜噜”一颗手榴弹扔到他的脚旁，说时迟，那时快，董克升捡起那颗就要开花的手榴弹，猛地往敌群中扔去，一手拿枪，一手抱着孩子，趁着敌群混乱时飞也似地绕小道跑出来了。

董克升连夜奔到了部队所在地滑县附近。天亮时，他在师首长的屋子里找到了孩子的妈妈。妈妈已经找了一夜孩子了，她双目失神呆坐在炕上，凝视着手里拿着的小帽子，在寻思着这孩子的遭遇；几位四处去找孩子的同志都空手回来，他们看见这个样子都不知说什么才好——大家却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孩子的遭遇恐怕是凶多吉少啊！这时董克升走上去，把孩子送到妈妈手里，只说了声：“给你。”“给你”这两个字多么平常，可是它饱含着多么重的分量，多么深厚的阶级友爱啊！妈妈颤抖着双手接过孩子，孩子正在笑，她什么也不懂，更不知道她昨夜是经历了多么危险的时刻。她只是天真的伸着两手，学着昨夜的枪炮声“砰！砰！砰”地叫着。妈妈觉得自己的眼睛模糊了！至此，她才痛快地流出了眼泪。她激动地握着董克升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董克升倒不好意思起来，只是咧着嘴笑。为了执行新的任务，他和妈妈很快就分别了。从那时起到解放后十几年，妈妈再也没看见他。妈妈常常在我们面前念叨他，以为他牺牲了。妈妈一直深深地记着他那黑黝黝的面孔，浓眉下的那对发光的大眼睛……

我从回忆中清醒过来，看见妈妈和董克升叔叔都在用爱抚的眼光望着我，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董叔叔说：“这姑娘长这么大了！”妈妈接着说：“他们这一代可幸福啦！”叔叔看见了我胸前挂着的团徽，说：“真不赖，还是个团员呢！小豆豆，你猜我怎么认出是你，前几年我在朋友家里看到你妈妈和你的照片，可是今天若不听到你喊妈妈，我见到你妈妈，怎么也不会认得你，这可真是巧遇呀！”我们都会心地笑了。

董叔叔要去开会，他和我们告别了。我这时才看到他的双鬓已经开始苍白。他胸前戴着写有“代表”字样的红色绸条在随风飘扬。他迈着雄健的步伐走入附近的会场里。妈妈告诉我：董克升叔叔自从那次救了我以后，随着部队挺进东北，又和战友们一起从东北把胜利的红旗一直插上了海南岛。后来他当了海军的快艇大队队长。这次是来广州开先进工作者会议的。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望着董叔叔那渐渐消逝在人群里的身躯，顿时思潮澎湃，解放军和我们有着怎样的血肉般的关系啊！以后每当我碰到困难时，一想起那艰苦的革命岁月和沉着勇敢的解放军叔叔们，就立即增加了勇往直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