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一生中会接受过多少次教诲？又多少次教诲过别人？有些教诲如同过眼云烟，有些教诲却是刻骨铭心。
　　那是 1961年秋天的事情。我站在校园西侧教学楼的楼顶上，遥望北京西山的美丽景色，可肚子却饿得咕咕叫。当时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按粮食定量发粮票，早饭吃多少，午饭、晚饭吃多少，都要有个安排，不能“寅吃卯粮”。我是长跑运动员，每天下午体育活动时间，都坚持在操场上跑几圈儿，并且在学院体育运动会上，曾获得5000米赛跑冠军。那时，吃黄豆，吃“小球藻”，就是补充营养了。
　　鉴于此，学院领导决定，实行半天教学制，每天上午上课，下午休息，以减少体力消耗，并坚持完成教学任务。
　　那天下午，我没有休息，而是背个书包上街了，书包里装有窝窝头、马蹄表和笔记本。什么是窝窝头？四川籍的同学写信告诉双亲，说窝窝头是用玉米粉做的食品，空心，像个小小的坟头。
　　我站在西直门的门洞旁边，观察一个个匆匆过往的行人；坐在北京展览馆的门口，观察一个个进进出出的游人；走进食品店，观看那仅有几样的食品，还有那购买高价食品的长龙……所谓高价食品，是因为当时牌价食品供应不足，食品店按上级指示推出的高出牌价几倍的食品。实行这种临时性价格政策，既可以让那些稍微宽裕的人能够买到一些紧缺的食品，又可以让国家多回笼一些货币。为此，我想做一项统计，调查一下购买高价食品的队伍中都是哪个阶层的人物以及他们在各个阶层中所占的比例。我从龙头问到龙尾，有人告诉我，他是教师；有人告诉我，他是居民；有人告诉我，他是工人……整个调查过程进展顺利。也有个别人问我， “你问这个干啥？你是哪个单位的？”我坦然地告诉他，我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学生，在搞社会调查。
　　秋去冬来，我外出调查的事情被老师知道了，并被报告给张焕彩院长。张院长要找我谈话。院长要找一个学生谈话，那可不管现在，还是过去都是非同小可的。尤其是现在可能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在当时还是有的
　　我从四合院北侧的学生宿舍楼向南侧的办公楼走去，怀里像揣着一只兔子，心砰砰地乱跳，心想， “坏了，要挨批了！”
　　我走在甬道上，甬道两旁花坛里的花草已经凋谢了。霜还没有打下来，雪还没有降下来。
　　要找我谈话的张院长，相貌很威严，又高又胖。他在给我们授课的时候，总是端一个大茶缸，自斟自饮。他挂在肩膀上的两条吊带，让我感到新鲜有趣。他的授课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容易接受，就是这样一位张院长，凛然坐在我的对面。我早就听说，他不但是一位老革命家，而且是我国有数的金融和会计专家，也是人民银行会计制度的主要制定者。
　　“韩英，我问你，这段时间学院上午上课，下午休息，你下午没有休息，跑出去了？”张院长的问话，直奔主题，没有绕弯子。
　　我回答道： “是，我下午没有休息，跑出去了，不，不是跑出去的，是走出去的。”我这个答话，把张院长给逗乐了，他继续问我。
　　“不管是跑出去也好，走出去也好，我问你出去干什么了？”
　　“搞调查。”
　　“搞什么调查，怎么调查？”
　　我把情况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向张院长做了汇报。他仔细地听我汇报，有时思索，有时还点点头。老师对学生观察细微，学生也对老师察言观色。
　　“好。你从念大学的时候，就喜欢搞社会调查，这个很好。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国家困难，学生吃不饱，学院实行半天教学制，是让你们休息，减少体力消耗，这是对你们的爱护。你不听指示，未经老师同意，自己出去搞调查，这个不妥。明白吗？”
　　“学生明白。”我爽快地回答。
　　张院长站了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步。突然，在我的对面停了下来，用手点我脑门： “你不怕饿肚子，肯于向社会学习，这种精神可嘉。做学生的，要读两种书，一种是有字之书，一种是无字之书。搞社会调查是读无字之书，在时间上、方法上虽有不妥，但可以原谅。”
　　我一下子站了起来，几乎是立正的姿势，大声地说： “谢谢院长！”
　　“坐下，坐下。”他叫我坐下来，他也坐了下来,张院长递给了我两块我仅仅听说过的点心。
　　“焦玉兰老师不是给你们讲授货币学吗？打个比方，你要想当个货币学家，就要大量收集有关货币的资料。没有资料，怎么做学问？大量占有资料，是做学问的前提。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运用你们已经学过的金融知识，进行分析研究，就会提出你们自己的见解。”
　　1963年8月，我从金融系毕业走出母校，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佛山专区中心支行国外业务部工作。后来听说张焕彩副院长任职越来越多，之后又听说张焕彩院长与我们永别了。只是未有机会再聆听他的亲切教诲，引为终生憾事。
　　离校后，我始终不忘张焕彩恩师的教诲，长期坚持读两种书———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我是“做官必须读书”的韩英。时至今日，张恩师的教诲，仍然植在心田，枝繁叶茂，让我终生受用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