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历史小说的人常常会将自己逼入两难的境地，即故事的戏剧性与历史的真实性在小说中争夺地位的问题。戏剧性没有什么可过多讨论的，它毕竟是小说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实现历史的真实性却有些无法避免的困难。面对一段史事、一个人物或一点细节，我们总是不免有几分怀疑，以至于正史也显得有些心怀叵测了。这没有办法，无奈历代正史也是人修的，掺杂些一朝一代的好恶或个人的倾向在所难免，即使是 司马迁先生写《史记》的时候，也难免道听途说。至于稗官野史就更不用说了，况且在文学或文化上它甚是有用，但就真实性与准确性而言，由于其向来只作为治史的佐助，身份所关，我们通常很轻易地表现出一种轻视。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历史？我想，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历史极类似于一幅祖先画像，上面还有小儿涂鸦并糟烂成碎片，而且，围绕着这幅画像还有着种种流言蜚语试图左右我们，要想从中发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太过艰难了。面对如此的畏途，历史学家有他们自己的办法，不必我们置喙；倒是小说家的工作来得有趣，我们完全可以下些功夫，弄些手段，使读者相信我们小说中的事情近似于历史的原貌，也就是所谓的“历史的真实”。因为，再幼稚的读者也不会当真把小说当历史，就像人们不相信诸葛亮当真会借东风一样。

历史的真实这个概念有些太死板了，应用到写作技术上来，不妨名之曰：历史现实主义，或者说是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历史小说。

要想历史小说显得真实，揣摩的功夫最是有用，因为，史料为我们提供的仅仅是一个框架，只有骨头，肉还要我们自己来填充。揣摩什么呢？揣摩人物关系，从人情、人性出发，去发现甚至创造人物之间关系的微妙，使之合理兼合情。对人物更是如此，简单的《循吏传》、《逆臣传》只是讲了一个人身上极简单的事情，作为小说中的人物还所需甚多，他所缺少而小说中又需要的东西，就得由我们来补充、修饰，让他像那么一回事。这种虚构的本领虽说是小说家的基本功，但用在历史小说中则要特别费一些功夫。因为，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困难在等着我们，这些事件、人物，大多是曾经存在过的真人真事。历史小说家的任务，首先是写一部好看的、真正有意义的作品；第二是要发掘出被修撰正史的人所掩盖的，或者是被剪裁掉的东西，通过它们丰富事件，丰满人物，令读者信服。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可以说，算是达到了历史的真实，成为历史现实主义作品。

我们常说的再现历史，有两方面的含意。一个是反映历史的精髓，把握住真正的时代精神。这是一个总体要求，做起来很难，却是历史小说家的理想。另一个就是考据学上的功夫，这是一件琐碎而又魅力无穷的工作，却又无法回避。试想，人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起居用品、称谓礼仪，等等等等，所有现代人可能遇到的问题，在各个时代都会有类似的问题出现，这都需要对史料和考古发现进行细致的研究，而后才能在小说中似模似样地表现出来。不如此，就可能在小说中出现那时候举人们仅挟着文房四宝踱入考场的荒唐事。最重要的一点，如果这方面功夫下到了，而人又够聪明的话，他就极有可能从一个小说家进化为一个作家。

有人曾告诉我，他用不着这些麻烦事，他只写人性、人情，写人的心灵史。倘若如此，他一定是个现代派小说家，而不是历史现实主义小说家。历史现实主义小说家与现实主义小说家主要的区别是题材不同，写作手法几乎完全相同，他们最重视的莫过于细节的真实。文字描绘细节是小说真正的魅力之一，是其他艺术所无法比拟的。

另有一种情况，就是小说的背景是历史的，而事件、人物则完全出自小说家的虚构。这一点对历史的真实性全无妨碍，历史人物的风貌与真实的细节可以给读者阅读历史事件的感觉，从而使读者无暇怀疑事件、人物的真实性，如同我们阅读《红楼梦》和《水浒传》的经验。

中国最好的三部历史现实主义小说便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二三百年来再没有出现过可与之比肩的作品，究其原困，首先是人们对历史现实主义小说重视不够；另外就是历史现实主义小说有许多超出写作技术之外的困难，让人望而却步。也许，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历史资料与考古资料不再需要几十年的积累，而是在网络中俯拾即得，那时也许会有更多的有才华的人选择历史小说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