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溥仪能够顺利逃往东北，在天津的日本特务很是费了不少的心思。动身的日子定在 1931年11月10日，而早在11月8日，为了掩护他出逃，臭名昭著的“天津便衣队事变”就开始了，大批日本浪人和天津的流氓从日租界旭街出发，冲入华界东马路和北马路商业区，一路鸣枪，一路抢劫，事后又退回日租界，一天之内发生几次。于是，日本人宣布封锁日租界与华界的交通。同时日本人要求，为了避免给人以溥仪被劫持的印象，他必须在傍晚自行离开静园。为此，溥仪很是费了一番脑筋，起初，他想乘汽车直接从车库中开出去，不走大门，谁想到，朝向大街的车库门长年不用，早已被粘贴的广告糊死了，开不得。最后还是侍从官祁继忠想出一个办法，将溥仪藏在新近买来的莲花牌双座小跑车的后箱里，由他找来的一个司机开车，他自己坐在司机旁边掩人耳目。

动身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这个临时找来的司机是个“二把刀”，车刚开出静园便一头撞在电线杆子上面。好在车速不快，只是撞掉了一只前大灯，把蜷曲在后箱里的溥仪头上撞起一只大包。而早已守在静园门口的日本特务吉田忠太郎开车紧紧地跟在溥仪的车后。

这是“天津事变”的第三天，日租界实行管制，街上很少有行人，而且没有一辆中国人的汽车，几乎每个路口都有日本人设置的路障和岗哨，不过，每当溥仪的车被日本岗哨拦下来，吉田在后面打一下招呼，便放行了。

那个“二把刀”司机的技术着实太差，所幸的是街上没有车，一路颠簸摇摆，总算是将就到了敷岛料理店。祁继忠把那个司机打发走之后，吉田过来打开车箱，扶周身疼痛的溥仪进了料理店。等候在里面的日本军官名叫真方勋大尉，他拿出一件日本军大衣和军帽给溥仪穿戴好，便和吉田一起陪同溥仪坐上了一辆日本军车。这辆车一路通行无阻，沿着海河岸边一路开了下去。

此时溥仪的心情仍很紧张，黑暗中也看不清同行日本人的表情。下车时，他突然发现他们不是在日租界内，便害怕起来。吉田说，不用怕，这是英租界。吉田与真方勋夹扶着他沿着堤岸的台阶走到水边，那里停着一只没有一丝灯光的小汽船。吉田和真方勋并没有上船，而是把他交给了甲板上的几名日本兵。对此，溥仪心中有些狐疑，等看到自己的亲信郑孝胥与他的儿子郑垂从船舱中爬出来给他请安，他的心里这才稍许好过了些。他们父子能够如约在这里出现，说明一切顺利。

小小的船舱里还有三个日本人，一个是溥仪认识的上角利一，另一个是在遗老升允手下做过事的日本浪人工藤铁三郎，还有一个叫大谷的总是阴沉着脸，目光不离溥仪左右。溥仪很客气地与船长西长次郎打招呼，知道了船上还有1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由一名叫诹访绩的军曹带领，承担保护之责。这条船名叫比治山丸，是日军司令部运输部的，为了这次行动，特地在甲板上堆起了钢板和沙包建成的工事。

郑垂对溥仪讲，这一路不得不小心，前面出了租界便是中国地面，军粮城一带驻有中国军队。而同行的日本人全都板着脸一言不发。突然，河岸边传来一声叫喊：停船检查。黑夜中，远远地看不清楚，想必是中国军队。

日本兵迅速蹲在工事后面，子弹也上了膛。溥仪一下子吓得几乎站立不住，大着胆子向窗外张望，只见远处河岸边有灯光和汽船的影子。比治山丸的速度慢了下来，向岸边靠去，溥仪以为自己无路可逃了，便颓然坐在长凳上，郑氏父子的脸色也惊恐不定。上角利一与那个叫大谷的从怀里取出了手枪，似是无意间，枪口直向溥仪。不过溥仪此时早已被吓得昏了头，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就在这个时候，船上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溥仪只觉得身下的汽船向前一窜，在河岸边划了一条弧线，向河口冲去。岸边立刻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

就这样，溥仪逃出天津，登上了在大沽口外等候他们的商船淡路丸号。二十多年之后，溥仪在日本出版的《文艺春秋》杂志上看到了浪人工藤铁三郎的回忆录，讲的就是这段事情。他说，当时的船舱后面放了一大桶汽油，准备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而又无法逃脱时，便杀死溥仪等乘客，然后放火烧船，与几个人证同归于尽。

溥仪在解放后，经过人民政府的改造，终于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过程。同样，从他失去大清帝国到全心全意投靠日本人，完全不再把自己当作中国人民中的一员，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过程，而这个转变过程，正是在这逃亡之中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