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适《中国哲学简史》一书有感

 巧的很，在读胡适的《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的时候，一个校友的孩子从国外攻读哲学博士，在回国省亲时途经上海，我请他小聚，谈了很多与哲学有关的事情，对当下哲学研究的状况多了一些了解。

 胡适的这本《中国哲学简史》出版于1919年，是他在北大授课讲义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角度看，称胡适为开创者应该是当之为愧的，他的治学态度，他的考证辨析、他的宏大视野，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惜的是，当时出版的这本书，仅仅梳理了从老子到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哲学的演变历程，没有继续讨论此后的宋明理学、王明阳的心学等，让人感到有些遗憾。

 一、对哲学的基本认识

 一谈到哲学，很多人就以为这是高大上、无比深奥的学问，往往敬而远之，没有想到其实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地探索、思考着与哲学有关的宏大问题。比如说宇宙万物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将来会有怎样的演变和发展，这就涉及到哲学的一个领域——宇宙学；比如说知识到底有没有用，应该如些学习等，此即知识论；比如说人在这个社会里该如何待人处事、付诸行动，这就是伦理学；再比如说如何才能让一个人乐于学习、多掌握一些知识，有高尚的品德，多做善事少作恶事，这就是教育哲学；而如果去思考探究社会乃至国家该如何治理，如何去组织，那就是政治哲学的领域了；又比如说对人的一生的认识，对生与死以及人的最终归宿的观念，直接促生了宗教哲学……当然，仅仅提出这些事关人生大问题，还称不上哲学，只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并因此而成了一门学问，这种学问，才叫哲学。

 由此可见，哲学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即造成影响人生行为的智慧。在古代，哲学一词还有另外一个名称——“爱智”，就很直观地表达了哲学这门学问的特点。在古代，一个群体信奉了某种哲学，就会依循该学问所倡导的生活方式，由此而形成有组织的、特定的行为方式。就拿政治哲学来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孔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人的主张的就是伦理和国家秩序，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其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而老子、杨朱、庄子等人则主张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可谓是当时国家意识形态激烈的反对者。比如老子特别强调“天道”，以为天地万物，都有一个独立而不变、周行而不殆的道理，用不着有什么神道作主宰，更用不着人力去造作安排。

 因为哲学与人生观的这种直接和紧密的联系，使得哲学和科学成了两门有着明显区别的学科。科学是有关事实的学问，就是要发现人所未知的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如果我们要去做发现世界中的各种事实的事情，必须要求助于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科学，而不是哲学。但在我们发现了有关世界的新的事实，需要我们做出基于这些事实基础上的永久性的行为倾向的时候，哲学就开始粉墨登场了。比如说，农业革命以来，有神论宗教开始盛行，很多人类无法解释的、感到困惑的问题，都可以从神那里寻求解惑。但随着达尔文进化论、基因、DNA检测等科学的发展，人们突然意识到，“突变”才是导致“优胜劣汰”的关键，这使得永恒的“灵魂”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也促使人们意识到宗教是人所创立的，而非神所创立，人们打破了对神的崇拜，同时又选择以人文主义宗教哲学作为自己的行事的准则。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哲学直面的是人们在生活和社会实践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直面的是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对传统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挑战。因此哲学有两大任务：一是要根据社会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来对已有的哲学进行评判，看那些哲学观念是依然适用的，哪些已经不合时宜了；二是解释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成果，阐述这些成果将对未来的社会、人们的观念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哲学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展自己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科学成果与未来社会事业的关系。而要完成这两大任务，似乎离不开教育，这又涉及到教育哲学本身了。

 二、哲学史的研究思路

 胡适认为，中国哲学史可以分为三个时代，第一时代从老子到韩非子，属于古代哲学，又称之为“诸子哲学”。这其中还涉及到胡适与冯友兰的一段争论。胡适坚信老子是中国古代最初、最为知名的哲学家，而冯友兰则认为《老子》一书不是老子写的，是战国后期人编集的，孔子才是第一位哲学家。所以，他的《中国哲学简史》把孔子放在了第一位。由于这个原因，师生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第二时代从汉到北宋，为中世哲学。在这个阶段的前期，人们主要是在传承古代哲学的基础上，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到了后期，则成了印度哲学大放异彩的阶段，本土哲学反而没有什么大的成就。第三时期自唐以后，印度哲学成了中国思想文明的一部分，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又先后诞生了宋明理学、王阳明的心学等，而且佛家渐衰，儒家独成一尊。按照胡适的划分，他的这本《中国哲学简史》，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简史。

 胡适认为，所谓哲学史，就是把人们有关哲学的问题的各种研究方法、以及所形成的解决办法加以梳理，按照年代和学派加以系统性地整理和表达。因此，哲学史的第一要务，就在于把握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找出发生变化的原因，对这些学说及其变化加以评判，以确定某种学说的价值。这说起来简单，但真要做起来非常不易，因为古代人们的写作，没有所谓的版权概念，不像今天这样严谨，有相当多名家的著作其实并不是名家自己著述的，而是由后人逐渐完善的。在成书的过程中，又加入了很多不相干的人的学说、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观点，如果“尽信书”，就会导致以讹传讹的效果。因此，辨别流传下来的与哲学有关的史料的真伪，选择那些真实可靠的史料作为研究的起点非常关键。

 胡适将哲学史料分为两类：一是原料，即当时各哲学家本身的著作。胡适认为，表面上看老、孔、墨、庄、孟、荀、韩非等的书现在都是可以找到的，但仔细研究下来，这些书几乎没有一部是完全可靠的。比如《庄子》一书，大概十之八九是假造的，《论语》是孔子的弟子们日后逐渐完善的，《墨子》一书，也大多是后人假造的，或者是后人将惠施、公孙龙等人的著作糅合进来的。二是辅料，即古人所做的有关哲学家的传记、轶事、评论等。有很多名家基本上没有著作遗留，人们就是从这些辅料中，约略知道他们的研究的。

 孟子说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的时候，是因为对《尚书》中关于武王伐纣的情形产生了怀疑。《尚书》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由孔子手定，在当时是有着极其权威性地位的。而孟子对孔子又极其崇拜，但仍然保持了对经典的独立思考、勇于怀疑的精神，体现出圣贤人物的治学风范。胡适也认为，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因此，对史料的审定，就成了哲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基础性工作之一。胡适提出判断一份史料真伪的五中证据：一是看书中讲述的史事，是否与著作者生活的年代相符；二是看史料的文字是否与那个时代的文字一致；三是看史料的文体是否与那个时代的文体相符；四是看哲学家的思想学说，是否在史料中能自成体系，没有矛盾冲突；五是从其它途径寻找旁证（辅料），看是否能够印证哲学家的思想观念。

 即使通过审定，认定了某份史料的价值，还是不能将这些史料拿来就用，仍然需要进一步做好史料的整理工作。这又需要把握三个环节：一是校勘。针对史料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的人为错误，通过校勘来加以补救；二是训诂。古书年代久远，很多字义于今天大不相同，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常常张冠李戴，这就需要进行注释；三是贯通。换句话说，校勘是书的本子上的整理，没有校勘，我们定读误书；训诂是书的字义上的整理，没有训诂，我们便不能懂得书的真意义；贯通则是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

 胡适由此总结出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经历的步骤和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删除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让一家家的学说，都成为有条理、有系统的哲学。这样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我们的治学也是很有启发的。

 三、古代哲学流派的兴衰

 如前所述，哲学是时代的产物。要了解某个流派的哲学，一定要对熟悉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以及上层建筑的特点。胡适分析了在老子、孔子诞生之前的两三百年时间里，社会的基本状况，概括起来四句话：一是战祸连年，百姓痛苦。在那段时间里，不知道灭了多少国，破了多少家，杀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二是古代封建制度的社会阶层（王、诸侯、大夫、士、庶人）渐渐从等级森严到相互融通，社会阶级逐渐消灭；三是贫富不均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富贵者瑜伽富贵，贫穷者更加困顿；四是政治黑暗，百姓愁怨。这样的社会现象，逐渐在思想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这些革命种子发生出来，便成了老子、孔子的时代。

 《诗经》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其中有一些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如说《伐檀》《硕鼠》等，这些诗歌所描述的，就是老子所处时代的社会基本状况。老子欲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良方，于是提出了他的哲学的核心观念——“天道”，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强调道法自然。在老子看来，最理想的政治哲学，就是极端的放任无为，如果在做成一件事情的过程中，老百姓还仅以为是自然之功，没有感觉到是君主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这就体现了政治上的“道”。

 孔子的时代，是邪说暴行的时代，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也有之，社会秩序混乱，民不聊生。基于这些问题，孔子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强调整个社会要有严格的等级差别，每个等级之间都有严格的礼仪标准；人们应崇拜历史，尤其应崇拜古代先哲圣人，自己的行为也努力以古代圣人为标准；社会上的君子都是“忠恕”之人，事事由己推人，翩翩有礼，整个社会充满和谐；要重视教育，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等等。孔子的人生哲学，用一个“仁”字基本上可以概括，要人尽“仁”道，要人做一个“人”。 子夏、子游、曾子等人，是孔子之后正传的一派，他们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突出了两大观念：一个是“孝”，一个是“礼”。“孝”的人生哲学，要人尽“孝”道，要人做一个“儿子”，这种尽管也有道理，但过于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里面了。对“礼”的认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的本义是宗教的仪节；进一步理解为一切习惯风俗所承认的规矩；再进一步拓展为合于义理可以做行为模范的规矩，可以随时改良变换，不限于旧俗古礼。儒家重礼乐，本是极合于宗教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只可惜儒家把这一种观念也推行到极端，后来竟至注意服饰拜跪、种种小节，把“礼”的真义反而失掉了。孔子死后，在两三代里竟未能出现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直到孟轲、荀卿，儒家方才有两派有价值的新哲学出现。

 儒家最爱提出一个极高的理想标准，作为人生的目的，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只注意行为的动机，不注意行为的效果。墨子则不然，他强调事事物物都有一个用处，只有知道那事物的用处，方才可以知道它的是非善恶。因此，墨家的组织有点类似于宗教，有严格的秩序，崇尚“天的”法度，注重实用效力；强调兼爱非攻，人们应该视自己的同别人的，视别人的同自己的，一律平等，这样就不会有相争偷窃侵略等事发生；提倡“自苦为极”，节约简用，坚决排斥音乐、美术等“奢侈品”，因为它们不够实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墨子把“用”看的有些狭隘了，只关注当下的、眼前的实效，对长远的用处考虑的不够。古代哲学的方法论，到了墨家已经到了相当完整的地步，墨子的实用主义以及三表法（类似于现在的“三段论”），是当时极为重要的方法论。后来的墨者论“辩”的各法，比墨子更为精密，更为完全。从此以后，无论哪一派的哲学，都受这种方法论的影响。

 墨家因为深信辩论可以定是非，故造出许多论证的方法，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史大放光彩的地方。庄子却认为，辩论并不一定能定是非，天下的是非，本来不是永远不变的。世上无不变之事物，也无不变之是非。因此，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所谓的“胜”不一定就是胜了，不如两忘而化其道；人们应该不问是非、祸福、贫富、生死等等，乐天安命，享受天道自然。中国古代的出世派哲学到了庄子这里算是完全建立起来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达观主义。但在胡适看来，庄子的这些主张也是很有问题的：“庄子这种学说，初听了似乎极有道理。却不知世界上学识的进步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世界上社会的维新，政治的革命，也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若依庄子的话，把一切是非同异的区别都看破了，说太山不算大，秋毫之末不算小；尧未必是，桀未必非：这种思想，见地固是‘高超’，其实可使社会国家世界的制度习惯思想永远没有进步，永远没有革新改良的希望。庄子是知道进化的道理，但他不幸把进化看作天道的自然，以为人力全无助进的效能，因此他虽说天道进化，却实在是守旧党的祖师。他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

 中国古代哲学在上述诸子的推动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这之后却中道断绝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胡适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有四个原因：一是怀疑主义。科学与哲学发达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一种信仰知识的精神，但这种精神因为庄子一派的怀疑主义而深受打击。庄子之后，中国古代哲学的方法毫无进步，哲学自身也自然毫无进步了。二是狭义的功用主义，荀子、韩非一派的狭义的功用主义，使得学术思想不再有进步。三是专制的一尊主义，独尊儒术，让其他各家的哲学思想失去了发展的土壤；四是方士派的迷信。秦始皇“焚书坑儒”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乃是一班望星气、求仙药的方士。胡适认为，这种方士，多坑杀几百个，于当时的哲学只该有益处，不会有害处。

     《中国哲学简史》  胡适/著  台海出版社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