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让孩子读经典？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神奇的年代，或者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神奇的国度？这里的当权者们自大狂妄，自以为是，酒足饭饱之余总是心血来潮，情不自禁地翻出祖宗的遗产，当然不是要温习，而是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拿着剪刀，看见不顺眼的地方就想剪掉。这个伟大的传统似乎从来没有断绝，从焚书坑儒到四库全书，那都是出于延续家天下的政治源动力，现在呢，他们又发明了什么伟大的幌子？

那些口口声声要与西方接轨的伟人们终于决定要自己干大事业了！旧约《圣经》流传天下，成书年代应该与《论语》差不多，影响世界的范围也是有过之无不及，那么它有没有“不适应时代”的地方呢？答案是有的。可是我们没看见哪个国家为其做手术，没有听见谁说学习圣经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人有没有觉得自己在社会上“混”就吃亏了呢？

那个在电视上宣讲《弟子规》和《三字经》，再早之前还宣讲过伟大的传道者玄奘法师的“钱”教授，忽然变了副嘴脸，宣称按照经典标准培养孩子，90%要吃亏！“他用的毛笔，身上的衣服、鞋子全部是订制的，他收藏名表、雪茄，更收藏书，他的私人藏书有6万册之多，他还拥有专职司机，这在教授中也非常罕见。”看到这里，鄙人忍不住问问钱教授，既然您明知道学经典要吃亏，那么何必要借大众传媒来推广经典呢？为什么不直接给观众讲讲生财之道，岂不来得更直接？既然您本人并不笃信，何必再来毒害那些比您“无知”的可怜观众呢？

钱教授的“吃亏论”引出了为什么学经典的问题。我们学习祖先留下来的精神文化遗产难道是为了占便宜吗？如今想学生财之道有西方的经济学、金融学、贸易学等等，想学打架斗殴有西方的战争论，武器系统、指挥体系亦可仿制仿建，想学艺术那就更方便，写诗的本质上是披着汉语言外衣的西方现代诗，画画的主流也是西方油画，电影电视更不是本土发明。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国运在乎人心，我们是否应该从现在开始，从心开始，从胸怀世界的经典开始，一点点、一步步，寻找失落的中华之梦？我们是否应该让后世之人知道，从前的中国人并不像今天这样自私无耻、唯利是图、怨怼愤懑、蝇营狗苟？社会已然沦落如斯，难道我们要让社会继续堕落？难道要让我们的后代继续绝望，“免而无耻”吗？

想想千百年来烛照华夏民族精神世界的孔子，却要在死后不断地遭受来自子孙后代的贬损，窃为圣人鸣不平啊。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凭借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和跋涉，梳理并归纳了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一个人，一个惶惶如丧家之犬的人，凭借自己独步千年的教育理念和平民教育的思想，培养了孔门十哲，繁衍出战国八派，奠定了儒家十三经的宏大精神基础，独力承担了中华文明的半壁江山；一个人，一个出身艰难的人，立世不易的人，一个吃尽社会的苦头却以大爱回报社会的人，一个影响整个东亚甚至半个世界的人，却独独在自己的后代子孙建立的国家里屡屡遭受羞辱和谩骂。一部孔子接受史，直接映照出中国人扭曲的精神变态史。试问教育部的衮衮诸公，哪位大人能有封建时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胆识？哪位大人能有封建时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哪位大人能有封建时代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呢？我们当然知道没有人能做得到，那么，起码的谦逊也做不到吗？

为什么我们国民生产总值高居世界第二位而人民的幸福感却依旧不强呢？为什么现在还有许多人对于祖宗留下来的精神遗产怀疑乃至批判呢？为什么现在没有人愿意去做“忠孝、仁义、诚信”的人呢？仔细想想，仁、义、礼、智、信完全没错啊，为什么现在很少有人愿意奉行，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呢？我想，这与文革后期的“批孔”遗毒有极大之关联。多少被鼓动起来的孔氏子孙跑到孔府，砸孔碑、毁孔像、扒孔坟，中华文明可谓斯文扫地，以至于此。可是亲爱的凶手们，你们胜利了吗？我记得作家王安忆的小说《叔叔的故事》里有这样的话：一个打败了儿子的父亲，又有什么骄傲可言呢。同样的道理，那些将自己的精神之父打倒在地还要踹上三脚的不肖子孙们，你们能有什么胜利可言呢？

西方近代哲学思潮的进入使得中国人获得了打倒自己祖宗的利器，翻开今天的大中小学课本，翻开发行量高达数百万册的《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翻开有些著名翻译家译介的西方现代文学名作，我们依然很容易发现人们习惯以阶级斗争的二元论来评价文学艺术作品，红学家们批判贾宝玉最大的罪证就是没能彻底摆脱自身的封建局限性，“水学家”们批判梁山好汉的罪过是革命不彻底和小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亲爱的朋友，什么是对牛弹琴，这就是对牛弹琴，成千上万字的论文摸不到语言文字的骨肉，更遑论内心和灵魂。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脑子里除了战斗还是战斗。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面对着再美丽的文字也读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真能超越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孟老庄墨的眼光和胸怀吗？许多人习惯于站在时间的制高点上指点江山，批驳祖宗们的“封建性”和“时代性”，岂不知总有一天自己也会被后人无情地抛在后面；许多人习惯从外国搬运来似是而非的新名词，回头用做刨掘自家祖坟的利器，真不知道死后有何面目去见自己的祖宗；许多人听到英语、法语、德语、世界语、火星语、宇宙语中的普利德姆、德默克拉西、费蓝特罗皮，恰如醍醐灌顶，岂不知自己家的大堂上悬挂着孔子的仁义道德，早已挂了两千五百年却视而不见。

文明建设之难由此可见，文明破坏之易亦由此可见。1973年以后，人心彻底疏远了这位寂寞的先师；从此以后，中国人彻底告别了自己的文明之路；从此以后，中国人彻底变成了没有精神家园的流浪儿。离家出走很容易，跨出门槛就是天高地阔，然而回家的路何其漫长而修远。时至今日，如果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从头做起，为自己或为父兄忏悔昔日的蒙昧之举，恐怕也还要百年光阴才能让我们走上坦坦正道。如果仍旧执迷不悟，如果仍旧顾左右而言他，恐怕就要彻底沦为无药可救的劣等民族了。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孔子？因为孔子就是孔子，孔子只是孔子，而且孔子也只能是孔子。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孔子都是别人话语中的孔子，早已经面目全非。孔子不死，他居住在《论语》里，居住在《诗经》里，居住在《易经》里，居住在《春秋》里，居住在《礼记》里，永生在三千弟子的言行举止和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血脉深处。孔子不是汉武帝的孔子，不是董仲舒的孔子，不是韩愈的孔子，不是朱熹的孔子，不是朱元璋的孔子，不是康熙乾隆的孔子。孔子爱人，而不杀人，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戴震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统治者打着孔家店的幌子鱼肉人民，孔子何辜？孙中山先生也认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乃是民族复兴之基础，可见真正的革命者并非数典忘祖之人。

我想，现在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刻。我们应该让石头成为石头，让孔子成为孔子，让经典成为经典。关于经典，意大洛•卡尔维诺在他著名的《为什么读经典》对“经典”做过几条定义：“经典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经典是永远也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经典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时留下的足迹”；“经典不断在它周围制造批评话语的尘云，却也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想象不到和新颖”；“经典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之所以罗列这么多，既是向伟大的读者——卡尔维诺致敬，也是提示读者不妨拿着我们的经典来对照这些定义和标准，你会发现无论是孔孟老庄，还是诗书礼易，无不与之契合。那些自以为超越古人且古人已经过时的今人们可以闭嘴了，你这么想是因为没有读懂或者你压根就没有读过，这不是某个人的悲哀，而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即便是初次翻阅，亦有重逢之感，这样的阅读该是何等的喜悦。这也恰恰说明经典早已融入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了。我们自幼的言谈举止，我们处身立世的行为准则，何尝不是源出于孔子的教诲。切身地想，这些规范和准则我们从小到大知道之、实践之，吃亏了吗？反倒是违背的时候才会吃亏吧。这样的金玉良言不教给后代，敢问是何居心？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薪火相传，后人将何以立足？

这又引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命题。鲁迅先生在他的同名雄文中指出要解放孩子，并给孩子以自由，然而我们今天已经不得不思考什么才是真自由的问题，我们也必须面对黑猫、白猫究竟有无高下之分的问题。像当前这样喧嚣的时代，成年人尚且不易把握自持，何况少年儿童。阅读经典，小而言之是修身养性、增益心智，大而言之是重建国民性、医疗民族的心理创伤，更是恢复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我们应该知道，即使在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不堪的年代，仍然有人在追求高迈的精神世界。这样的道理，我们的孩子也应该知道。知道才有效仿的可能。我们总不能直接就让孩子向钱看吧。真要说到赚钱，还是应该问问孔子，“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这应该是最深刻的个体经济学了。

许多家长面对历代经典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先圣先贤，其实还是模棱两可，犹疑不决，甚至小时候老师和家长的教训犹然在耳：那是毒！试问：最强盛的中国在什么时代？最绚烂的中国文化产生于什么时代？答曰：封建时代。至于孔孟老庄诸子百家，他们都还没有摸进封建时代的门槛啊。扪心自问，如果我们没有超越这些经典的更好教材，那就让孩子读吧。如果我们的境界暂时没有超越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那我们就先向他们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