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与海外的图书著作权贸易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然而真正大规模地开展这种交易则是最近十几年的历史。众所周日，贸易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进口，一个是出口。从进口角度看，我们的西方合作伙伴多来自美欧。如果你去德国的法兰克福参加书展，你就会看到大量的中国出版社人员穿梭于八号馆的欧美展台。当然，他们所要接洽的业务当然还是以购买海外著作权为主。有一种说法已经流行好多年了，那就是我国图书的著作权贸易存在着“一比十”的巨大逆差，与我国的货物贸易正好相反。尽管这说法缺少具体、精确的数字支持，可是进口多于出口则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主管部门还是出版社都在著作权出口上铆足了劲，其目光当然是对准欧美国家。然而，我们近邻对我们的图书又是一种什么反应呢？

日本与我国开展版著作权贸易比较早，在我国最初大规模开展著作权贸易的几年中，日本始终是中国翻译权的购买大户，在亚洲近邻中坐头把交椅。据统计，从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六年，日本从中国购买图书翻译权七十四种。考虑到日本更多的是喜欢进口成品书这样一种事实，日本读者对中国图书的需要是相当大的。日前就有一家韩国著作权代理公司对我讲，日本有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对中国图书有兴趣，希望购买中国图书的翻译权。有一个作者出版了一本有关食品安全的图书，结果日本有多家公司参与竞争，没有得到机会的出版社唏嘘不已。

除了日本，韩国、越南、泰国近年来对中国著作权的兴趣大增，使得中国著作权出口面向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时候更具多样性。

韩国虽然是后起之秀，但是借助天时地利，他们进口中国著作权的势头却不可小觑。可以说，我们这里举行的任何一个比较有规模的展会他们会来参加，尤以每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为最，阵容强大不说，活动也十分频繁。不仅如此，就连我们所谓“二渠道”的订货会，他们都有人来参加。在这一点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韩国某些专业人士对我们图书市场的了解也大大多于我们。有的出版商平时还派人来北京等一些大城市与作者沟通、约稿。笔者有不少韩国朋友，他们就是这样，到北京来除了参加展会就是去书店选书。殊不知，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在中国学习的中文，不仅语言上没有障碍，而且环境也很熟悉。他们这样做不仅有助于选到适合于韩国市场的图书，而且还为他们了解中国图书市场的变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即使不懂中文也没关系，他们可以聘请精通韩国文的中国人为他们工作。最令笔者震惊的是他们的情报十分及时、准确。我们这里刚刚出版一本书，也许我们国内的很多人还不知道，远在韩国的他们却一清二楚，而且联系作者的效率比我们还高。

接下来是越南，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国家。越南近年来经济有很大发展，二○○五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八点四，二○○六年人均收入达到七百五十美元，经济的增长带动了文化的需要。去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我见到了越南世界出版社经理助理潘唐龙。我从潘先生那里得知，越南一共有五十二家出版社，全部是国有。过去，由于越南没有加入国际版权保护体系，可以随意翻译出版其他国家的图书，当然也包括中国作家的作品。二○○四年十月越南加入了伯尔尼公约，但是这种类似于休克疗法的做法并没有使越南的版权保护体系一下子建立起来。参加伯尔尼公约的第一年。越南政府有关部门并没有下大力气执行公约。当然，越南出版的图书中，翻译书占的比重不大。据统计，二○○五年第一季度，向政府部门申请出版许可的二百二十八种外国图书中，只有一百四十四种获得批准，其中仅二十五种图书通过外国驻越使馆获得了相应授权。其他的都是一些外国古典文学作品，早就在公版领域。二○○五年下半年开始，越南政府开始采取严厉措施，保护外国作家的作品。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不少出版社和私人的著作权代理商主动与中国出版社和作者联系，购买中国作品的翻译权。从现在情况看，越南读者最喜欢看中国的小说，武侠和奇幻题材备受青睐，比如萧鼎的《诛仙》就赫然摆在首都河内的书店中。我有个朋友碰到一件事颇能说明问题。她有个越南朋友在中国留学，学习之余充当起一些越南出版社的代理人，从中国出版社购买了可观的著作权。我的朋友工作繁忙本无时间顾及此事，可是人家还非找她不可。

这几年，泰国也掀起了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热潮。我曾经跟泰国图书出版与销售商协会主席查那差交谈过。我从他那里了解到，泰国有五百多家出版社，每年出书品种一万一千多。与越南不同的是，泰国的出版社都是私营的。虽然他们没有参加伯尔尼公约，但是他们国内却不乏保护著作权的法律。实际上，他们早几年就开始与北京、广州和上海的出版社进行了合作。我所在的出版社就有著作权出口到泰国，其中就有在我国青少年中大受追捧的明晓溪作品。主席先生告诉我，他们非常希望有中国的出版社去泰国访问，出版商和图书销售商协会一定会为此提供帮助。

俄罗斯最近也加入购买中国作者著作权的行列之中。《俄罗斯著作权和邻接权联邦法》是俄罗斯目前规范著作权保护的最主要的法律，生效于一九九三年，比中国的著作权法还要晚几年。中国人对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并不陌生，然而俄罗斯却较少进口中国作者的著作权。如今不同了，借俄罗斯举办中国年之际，中国著作权向俄罗斯出口呈现增长的趋势。我供职的出版社今年就向俄罗斯一家出版集团出口十一本书的翻译权。尽管条件还不够优厚，尽管他们感兴趣的题材还集中在汉语学习以及相关方面，这毕竟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不要忘了，俄罗斯虽然有很大一部分领土在亚洲，但是其文化根源却是在欧洲。从某种意义上讲，俄罗斯可以成为我国作者著作权出口欧美的桥头堡。之所以这样讲，东西方文化的差距太大，让西方人了解以至于喜欢中国的文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事不凑巧，跟我合作的出版社的名字就叫“东西方”，真是名副其实呀。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国家，与我们相隔不远的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也开始跟中国方面洽谈著作权进口问题，而且有的已经付诸实施。早几年，我们出版社就有一本有关保健方面的书印度尼西亚文翻译权卖给了印度尼西亚的一家出版社。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购买的多半是重印权，虽然用的还是汉语，但是同样具有文化传播作用。

大家都知道，经常接触的人关系容易加深了解，容易产生感情。国家之间也是如此，如果比邻而居，就会拥有很多机会相互接触，直至发展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现在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大趋势，近邻之间的相互需要就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到欧美做工作，还不如把眼睛盯在周边地区。近年来，国内已经有一些出版社开始重视周边地区，可是还远远不够，证据之一就是我们对法兰克福书展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东京、首尔、河内、曼谷和莫斯科举行的书展。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舍近求远呢？

　　　　　　　　　　　(原载《出版参考》二○○七年九月上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