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翻看以前的报纸,有一条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

国内工程管理资深专家、天津大学工程管理学院何伯森教授在中信建设国华公司的一次员工内部培训讲座中说：“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人才一条腿很粗，一条腿很细。”为了说明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公司的经理给客户写了一个文件，就是因为少写了一句话，结果其所在的公司少赚了三十万美元。他进一步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石油在科威特承包一个输油管道工程的时候，由于缺乏管理人才，中石油雇了六十名外国人搞管理，为此中石油给他们的月薪是六千到一万二千美元。每个月中石油在这方面的花费就有五十万美元。这样一来，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的管理水平就十分有限，原因是我们十分缺乏高水平的项目管理和各方面的国际工程管理人才。何教授特别指出，合同管理专家和索赔专家在我们这里就更是稀缺。

看到这里，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其实，不仅是我们对外承包工程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很多对外合作项目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为此我们失去不少好的机会，也有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的。前几年，国内有一家体育公司与美国著名经纪人合作，在中国举办WBA冠军卫冕战。唐·金称赞中国那家体育公司的老总牛立新是中国“最精明的体育产业开发商”。结果呢？牛立新还是被素有老狐狸之称的唐·金涮了一把。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牛立新承认这次合作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自己在法律上是个半文盲，让唐·金钻了没有具体时间约束的空子。这样的事情在国外简直是不可思议——合同必须由专业律师审定。不光是这种大的合作项目如此，就是私人买房子置产业也是律师出面，这在我国又是遥不可及的事情，难怪我们这里买房子的人常常上当受骗呢。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同时也是分工高度细致的社会。一个人的学问、知识、经验与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精通所有事务。这样一来就需要“术业有专攻”的专业人员保驾护航。这样的专业人员的作用好像是看不见摸不着，有没有都可以，其实不然。何教授给我们的例子已经能够说明问题，牛立新的教训更应该让我们猛醒。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很多人，特别是很多手握大权的人依然是我行我素，好像他是天下最能的人。他们有时候会说，多少年来也没见自己有什么损失，因而对这种“软实力”还是觉得有一搭无一搭。

怎么说呢？就像前面讲的例子，少写了一句话，就少赚了三十万美元，这可能是事后算出来了。很多情况下，很多人只要觉得不“吃亏”就行，殊不知，该赚的没有赚到手就是吃亏了。在他们看来，只有亏得血本无归那才算吃亏呢。真要是到了那个时候可就晚了。牛立新与唐·金的较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刚才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高度细致的社会，其实，现代社会也是一个按照西方的社会契约理论发展起来的。契约理论在西方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不仅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活，而且还被用来构建国家社会组织理论。因此，社会契约思想早已有成为近现代西方社会特有的伦理观念。如今，我国早已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契约经济。换句话说，合同就是合作双方的一切言谈举止的依据和准绳，所以合同必须制订得像当详细准确和完备。据说，当年拍摄《冲出亚马逊》的时候，中外合作方的合同就有厚厚的一摞。唯此，才有效地保证了合作的愉快与成功。

我是做著作权代理的，对此也是有深刻的体会。我常常听到一些作者与外方的出版者合作不愉快，无法保证自己的权益，有的甚至因此而无法潜心创作。然而，他们在将自己的新作品交给海外的出版者的时候依然是亲自操刀上阵，真是有点好了伤疤晚了疼。此时此刻，他们在出版者面前依然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弱势一方。当然，一些作者不愿意找专业人员代理并非舍不得花钱，而是吃过代理人的亏——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情可原。不管怎么样，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专业管理人员以及经纪人员的作用就越来越明显。不论个人还是单位都是如此，只要你需要发展，只要你需要做强，你就离不开这样一拨人替你保驾护航。有了这样的人，你就不会在航行的过程中触礁，即便触礁了，也会很快摆脱危险境地，不至于出现船毁人亡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