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余秀华的批评应适可而止

陈九

诗人余秀华最近恶搞了王之涣那首脍炙人口的《登鹳雀楼》。王的原诗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说站在高楼望黄水东去，感慨江山秀色人世沧桑。多好的一首诗，情感流畅意境高远。可到诗人余秀华这里竟变味了，她恶搞说，大白天日头不会依山尽，白日应是白白的日，是白天里做爱，结果这首著名唐诗生被解释为一场渣男渣女的约炮，十分庸俗，充满对人间的戏谑。

于是诗坛愤怒了，愤怒出诗人，诗人是很容易愤怒的，怒不择言，对余秀华展开围攻，把她骂得狗血喷头，说她登峰造极地侮辱唐诗，性变态，人设坍塌，功利圆滑，甚至拿她的生理缺陷说事，说她不是脑瘫，而是龌龊的脑残。一时间大小标题轮番上阵，引经据典厚积薄发，我也是从对余秀华的批评中得知此事的。

 

读罢这些激扬文字和余秀华的恶搞原文，深觉余秀华的确过份。这首《登鹳雀楼》乃唐诗之经典，不算半壁江山也是龙睛之笔，多少人穿着开裆裤就背诵此诗，有些甚至跟我一样只会背这么一首，还让你给恶搞了，你把广大诗人脆弱的功底亵渎了，不是犯众怒吗？你余秀华原本就无根之水，异军突起闯入诗坛，还没给大家有足够时间接受你，该拉的场子该拜的码头都未搞定，就不管不顾满嘴跑火车，诗坛岂能容你，纯属找抽型！

 

可话又说回来，当年五四运动连孔圣人都敢羞辱，那可是中华文明的偶像，不比唐诗地位差，还不一巴掌就打翻在地。如果说下作，那时宣扬妇女解放，1927年武汉搞328裸体大游行，女人当街脱光，露出三点给众人看，怎么论呢？其实哪个文人没拿古诗糟改过？那不过是一种显摆，一种风雅罢了。我大学教授讲过一件趣闻，当年西南联大流亡到昆明，昆明蚊子多，非常讨人嫌，沈从文先生不胜其烦，便将孟浩然的《春晓》改成顺口溜，“春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夜来蚊子多，疙瘩起不少”。难道沈从文也对唐诗大不敬，也该批判？把对某一首唐诗的打趣扩展成对整个唐诗的侮辱，有点无限上纲了。唐朝三百年唐诗五万首，就算没有王之涣这首《登鹳雀楼》也不会影响唐诗的伟大。说破大天就是拿一首古诗开玩笑，又不是《圣经》，不至于如此小题大做。

 

实际上拿经典开涮是古今中外文人的一种时尚，是他们才华洋溢的表现，偶尔为之无伤大雅。文人无行，文人好出风头，不爱出风头的文人不是好文人，这几乎是一再被证明的历史常态。稍读过经典的人肯定也听过不少类似的文人轶事，列夫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全盘否定，尼采对但丁的劣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文学开山鼻祖屠格涅夫的嘲讽，画家梵高的名言是“我越疯狂越是艺术家”，他对伦勃朗不屑一顾，而伦勃朗是西方美术史上承前启后的经典画家，他完成了油画从宗教题材向世俗题材的转换。

 

中国文学史上此类例子也不胜枚举，除前面提到的沈从文戏改唐诗，文史学家夏志清对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除了张爱玲，捎带个钱钟书，从古至今无小说，为此还和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报上展开“唐夏论战”，粗口都爆出来，现在各大学不是照用夏志清那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作教材吗？除此之外还有苏轼对汉武帝的恶搞，王船山对杜甫的轻蔑，近代国学大师，像辜鸿铭、章太炎、刘文典、黄侃，哪个不是为人狂妄出口成脏，在他们看来，什么经典什么偶像，老子骂就骂了你能怎样？

 

纵观以往，余秀华恶搞“白日依山尽”并不新鲜，既有古人亦有来着。应该说她还是一位颇具天赋的诗人，其诗歌短短几年能有今天这样的影响，连恶搞一首古诗都引来诗坛如此巨大反响，肯定不是偶然的。姑且假设她恶搞唐诗不过是一次酒后胡言，敲打是应该的，但无必要如此过度解读兴师动众。换句话说，如果批评余秀华的人真认为“侮辱唐诗”是一场严重事件，这反倒令人担忧，因为他们显然缺乏历史的传承感，甚至已到断层的地步，文人的风雅与包容已荡然无存了，这比侮辱唐诗更可怕。正基于此，不妨点到为止，停止诗人间的“互殴”，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新诗的发展上，比如我们该如何走出过度的执着与自恋，让诗歌的“镜像”不再远离主体？新诗创作还要不要继承唐诗宋词的意境与韵律？将中文西语化，搞翻译式中文是否已步入死胡同？等等等等。这些才是诗人们值得思索的命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中国新诗的命运与未来。

2019年9月6日纽约随波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