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九诗歌《雨中红杏》之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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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堤岸，柔风、竹篮，湖水、小船，春花、傍晚，这些沉静地居留在乾坤之间的自在的存在，都隐约地载荷着某种自然清新的美感，应和着那美轮美奂的自然的音韵和大地的心律。在诗中，自然中的风景和物事，都幻化作与我休戚相关的泛神论般的存在，与我的思与念，同蹈共舞，芊芊融含。在诗里，我与我心爱的人诗意地邂逅，那一缕尘世的情缘，升华作一丝回忆中漫溢的情感。你雨中那充满爱意的扶搀、那对平淡生活的眷恋、那触骨般的心跳、那滴汗的双肩、那黄昏中的小船、那羞红了的颜容，都令我如梦如幻，如诗如画，如痴如醉。这是人世间最割舍不掉的真爱，这是天地间最美的柔情，这是宇宙间最善的情感。正如诗人所看似直白但意蕴丰盈的表述的那般，美丽、温馨、爱欲、坦然，在你我之间轮回流转。

所爱之人的身影，在诗人梦中萦绕，在诗人的现实里荡漾，在诗人的理想中漫溯，游弋在梦幻与真实之间，化作一种充盈着本我原欲的意蕴和对诗意地栖居的人本主义的关怀。爱情使人肉体轻盈，灵魂晶莹，真爱无边，爱意无际。这首诗，既有荷尔德林的玄妙，又有华兹华斯的舒爽，还有弗罗斯特的深邃，是三位一体的炽热而有寂静的情愫的表达，载负着诗人对诗性存在的向往和对乌托邦理想生活的渴望，整体建构了一种融自然、女人和不可名状的冥冥之中的东方神秘主义的深蕴。

那乍暖还寒的春，那飘飘洒洒的雨，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都化作漫天飞扬的春日的花瓣雨，浸润了游子的心扉，激活了浪子的昏睡的心灵，将自然、诗意、欲求、美感、心曲有机地汇聚在一起，生成了如此美妙的春之声、情之色、欲之美。

加拿大的文学评论家弗莱，将春天的叙事模式的内蕴提升为具有喜剧色彩的文学演变的范型，在本诗中，春天的意象与情人形象巧妙地契合和匹配，构筑了一幅撼人心魄而又曲折婉约的爱情风景画。读之可人，思之悦乐。读者与诗人一道体验生命的美妙，感悟生活的魅力，颇具美国现代诗人威廉姆斯的名作《红色手推车》般的风韵与遗风，令人回味无限，感受良多。

黎巴嫩的旅美诗画家纪伯伦曾言说道：“诗，不是一种表白出来的意见，而是从一个伤口或一个笑口涌出的一首歌曲。”因此，诗是一种苦闷的象征，是一种简约的心悸，是一种温情的流宕。无论笑口抑或是伤口，都是一首从心底深处漫溢出来的意识与无意识的欢愉的艳歌。

此诗正给王尔德的那句声言“艺术形塑生活”做了一次完满的注脚，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生活中的艺术与艺术中的生活，其本质具有无法割裂的同构性。真正的诗人和名副其实的审美者应当过一种诗性艺术的生活，过一种完善生命的生活，过一种虽然飘荡但飘逸的生活。生活的意义存在于每个个体对待生活的态度之中，要完成海德格尔所认同的荷尔德林的诗意地栖居，应当不仅需要一双艺术的眼光，更需要一种超越生命本体的慧智。惟有如是，生命才能超越平淡，逾越凡俗，升华为艺术地栖居。

那春雨中的女人和春雨中的男人，是远离尘嚣的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舍弃了智慧的沉重，摒弃了喧哗的物欲，离弃了凡俗的苑囿，过一种洒脱而自在，神性而逾越的生活，其间势必也隐约地包孕了一种陶渊明所钟爱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人生况味。

那雨中的红杏，是你我这种必死的存在的希冀，是被病态文化所异化的个体的对理想国的渴念，是一种身心被诗情所涤荡后的灵魂的新生。红杏超越了女性意象，投射出真切的对自我存在的深邃认知，感之真真，受之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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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陈九同学的原诗：

雨中红杏

陈九

春雨

打湿了堤岸

每当风

吹落了匆忙

你的影子

和那句

一把能扛起我的

火热诺言

就又在眼前浮现

早以为习惯了平淡

出门时从不忘

挎一只竹篮

可那天你 为什么

将我从雨中扶起

有力的手腕

就再没走出过

动荡的心田

出门出得越勤

回家回得更晚

林花滴翠里

任你急促的心跳

和淌汗的双肩

期待每一次相伴

盼黄昏摇来的小船

把思念溶为水

让美丽尽情漂泛

谁管他

晚来风寒

春雨催花

醉得羞红了脸

3/7/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