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8月21日）

                                   樊星

    这些年来，一批出生于1960到1970年间的“新生代”作家已经成为湖北文坛不可小视的一股文学生力军。他们以自己不同于前辈作家的文学风格开辟了湖北文学发展的新空间。
     刘继明是因为发表了颇有影响的现代派风格的作品而成为湖北现代派文学的一个代表的。他发表于1990年代的小说《前往黄村》、《海底村庄》、《明天大雪》在《上海文学》以“文化关怀小说”的名义被郑重推出以后，在文坛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与当时思想文化界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正好呼应。实际上，所谓“文化关怀小说”只是对刘继明小说主题的一种概括。他的小说在精神气质上、艺术手法上和语言上其实都具有明显的“先锋小说”品格。在《我爱麦娘》中，作家借麦娘这个形象表达自己对欲望、美以及时代矛盾的深刻困惑。美丽的麦娘希望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却引起了人们的误解与骚动——在这一情节中显然可以引出关于“美与欲望冲突”、“高雅与粗俗难以沟通”的思考来；人们的误解与嫉恨终于酿成了悲剧，又暗含了“美常常不敌欲望”、“粗俗可以战胜高雅”的主题。这样，作家就借一个颇有些虚幻意味的故事表达了自己对美的命运的悲凉感叹。而这正是“先锋小说”的一个基本品格：“先锋小说”不仅仅意味着手法的翻新、语言的多变，还意味着主题的多义，富有哲理。许多优秀的“先锋小说”同时也是意蕴丰厚的“哲理小说”，就很能耐人寻味。
     张执浩的小说也有颇浓的先锋色彩。他善于讲一些颇为怪异的故事，同时在怪异又平凡琐碎的生活中捕捉微妙的哲理，也可以称为“哲理小说”。他写过一系列关于“马太”及其一帮朋友的小说。在这一组作品中，他勾勒了“一群衣冠不整、站立在九十年代大都市的知识青年，面带菜色，摇摇欲坠”的身影，记录了那批有知识却贫困的神经质青年的烦恼人生，同时又以不时闪现的哲理火花使那些灰色的人生呈现出发人深省的意义。另一方面，也看得出来，作家没能将这组有意义的故事有机整合成更大器的作品，似乎显示了作家在驾驭长篇小说方面的力不从心。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替我生活》与《牵手》、《哀歌一曲》中的马太那模糊的面孔：在三篇作品中，马太都是落魄诗人，都有神经质，可《替我生活》中的马太相当自私，可以为了异想天开的发财之道而背弃友情；而《牵手》和《哀歌一曲》中的马太则相当可怜，因为失恋和人情冷漠而走火入魔，因为正直而显得不合时宜。这样，马太就成了一个面孔多变的符号。这样的多变面孔也是世态炎凉的某种写照吧。写作长篇小说《试图与生活和解》（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是一次可贵的努力。作家从一个女人的悲剧故事提炼出了对于命运的感悟，从而赋予这部小说以某种心理的深度与哲理的意味：有的人为什么注定命运多舛？不是说只要努力，是可以扼住命运的咽喉吗？张执浩后来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天堂施工队》，通过一个白痴的眼睛打量光怪陆离的社会，但也由于一般化的描写而没能取得应有的突破。
   姚鄂梅则一直走着写实的路子，并以颇为明朗的气质而引人注目。
     她的早期作品《马吉》讲述了一个外国人马吉因为热爱自然而自愿在中国贫困的山区扎根的故事。中篇小说《女儿结》通过一位连续遭受丧母、婚变、重病打击的女青年叶小昭突发奇想，在报上刊登征母广告，并奇迹般顺利赢得了新的母爱的故事，相当集中地刻画了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化，传统的伦理亲情在巨变中失去平衡的社会现实，这样，就在呼唤人间真情的同时也产生了对于建立新型人伦关系的独到思考。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有一个令人心动的副标题“谨以此篇献给80年代”。小说描写了几个因为纯洁而向往自由、独立的生活的青年诗人的浪漫生活。他们在父母的眼里，是“长不大的孩子”。他们没有钱，却浪漫而快乐；他们清高，却不狂妄。他们生在都市，却去新疆寻找自己的生活。他们追求“精神的高贵，内心世界的高贵”，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诗歌爱好者”，在“那样一个乱糟糟的环境里，却写出了纯净的诗歌”。他们的“天真无邪”，与许多同龄人的世故、颓废、狂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说后半部讲述了自由乐园的瓦解：他们之间也常常会发生不快；他们中有人终于没有抵抗得了功利生活的诱惑，甚至连小西也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坚守乐园的生活。但她不断走向内蒙古、东北的人生足迹，还是显示了精神的力量。
     姚鄂梅的多产显示了她旺盛的创作力。作为一位女作家，她超越了“身体写作”的时尚，追求对于精神世界、人情底蕴的揭示，难能可贵。
     还有千里烟。她荣获“新浪第二届华语原创文学大赛”第一名的长篇小说《爱情豆豆》就是一部与《像天一样高》有着相似的浪漫情调、阳光色调的佳作。千里烟有漂泊北京的经历。《爱情豆豆》以颇带自传的风格真切记录了一位外地女青年在北京漂泊的人生故事，基调是积极进取的。姚鄂梅的《像天一样高》表现的是当代青年逃避现实、寻找“桃花源”的心态（这样的心态在已故青年散文家苇岸的作品中也得到过动人的展现）；而千里烟的《爱情豆豆》则反映了当代青年面对现实、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开拓自己的新生活的心态，以自强不息的主题写出了滚滚红尘中的人性之光、奋斗之歌。姚鄂梅和千里烟闪烁着亮色的作品延续了湖北文学积极向上、格调明朗的传统——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方方的《“大篷车”上》到池莉的《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刘醒龙的《凤凰琴》、邓一光的《我是太阳》……
     除了上述几位成果比较丰硕的作家以外，湖北还有一批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值得注意：具有唯美风格的李修文，文风细腻的王芸，一直勤奋笔耕的马竹、李鲁平、阿毛，小说几度被《小说月报》转载的陈孝荣，在《花城》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晃来晃去》的陈树胜，出版了长篇小说《爱乱了》的童喜喜，以中篇小说《单双》引起了好评的晓窗（郭海燕），出版了小说集《愤青时代》的胡坚，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成绩突出的童喜喜、刘婕……湖北的文学事业后继有人。“惟楚有材”的古训，在这里得到了又一次的确证。
     另一方面，湖北的青年作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不足：还缺乏有口皆碑的厚重之作，缺乏可以与前辈作家的经典之作比肩的杰出之作。有的作家自我感觉太好，听不进批评意见，也直接影响了自己创作水平的提高。这些不足，都应该在未来的前行中得到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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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星：男，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7～1998年赴美访问学者。著有《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世纪末文化思潮》等，在《文学评论》、《文艺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武汉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