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不宜征收资本利得税》

半年多来，中国证券市场牛气冲天，也出现了一些投资风险和股市泡沫，有的专家学者提出应当征收资本利得税。资本利得税是一个国际通行的税种，就其征收本身来说无可非议，但征收时机必须恰当选择，并应当考虑征收成本，如同曾有人提议实施遗产税/赠予税一样，由于税种的开征是涉及到国家、企业的经济生活和群众民生的大事，应当慎重对待，应在广泛征求意见后方可实施，否则，会出现负面作用的。

从法源上看，征收资本利得税是有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规定，“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七、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九、财产转让所得；…”而第六条规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五、财产转让所得，以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六、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应该说，资本利得是财产转让的一部分，国家可以制定财产转让的统一税收制度或行政规章，并将资本利得的税收列入其中，也可以单独制定资本利得税制度或行政规章，这只是税收征纳的技术性问题。至于利息所得，已开征利息税，而证券市场的股息、红利所得，也一直在正常征纳税收，并没有引起非议。同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曾经于1994年6月20日下发财税[1994]40号文件《关于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通知》，该政策性文件至今仍然有效，并没有被废止，这也就是一直没有向证券市场的股票交易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原因。

终止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政策性文件，对政府机关来说并非难事，关键在于现在是征收资本利得税的时机吗？证券市场经过多年的熊市及广大中小投资者长期被套的历程后，终于在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时，市道重新向好、向牛，长期被压抑的投资潜能得到发挥，长期被套者历史遗留问题得以解决，广大群众对证券市场信心得以恢复、参与程度得以提高，而且，在此过程中，中国证券市场正开始和经济发展规模相匹配，大型国有企业加快上市，海外红筹股基金回归。这种好日子刚刚持续了半年，就枉论开征资本利得税，实际上是在打击刚刚恢复的投资者投资信心与市场参与度，使广大中小投资者减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显然，是不妥当的，对中小投资者也是不公平的，在现阶段，政策上不应过多限制市场的发展并与投资者争利，而应当积极培育市场并向投资者让利。在这儿，并不是说不应当开征资本利得税，但开征应当有个合适的时机选择，或许说，这是五年十年乃至更长以后的事情。

在法律上讲，一句财产转让所得，以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这在理解上并不困难，而进行技术层面的操作与纳税认定却并不容易，因为证券市场中的情况复杂纷繁，千差万别，认定不易。而且，从会计学的角度，如何在多笔股票买卖情况下，认定相互配比的一笔买入与一笔卖出，显然存在争议，是先进先出法，还是后进先出法，或者是移动平均法，值得研究商榷。同时，资本利得税是针对买卖股票有赢利而言，如果亏损，是不应征税的，但是，亏损的责任由投资者承担，而盈利就要征纳资本利得税，似乎对投资者也不太公平。

另外，有人认为，已经征收了利息税却不征收资本利得税，似乎在税种上显得不平衡。但实际上，资本利得税与利息税也不是一回事情，不可同日而语，资本利得税是一种投资所得的税收，这种投资所得存在风险，而利息税却是作为债权的储蓄存款收益的税收，相对风险较少。征收资本利得税，既应当充分考虑法律与税收因素，又应当充分考虑市场与风险因素；不但要考虑证券投资的盈利，也要考虑其亏损；不但要考虑牛市与利多，还要考虑熊市和利空；不但要考虑大的、机构的投资者，而且要考虑中小的、自然人的投资者；不但应当考虑非系统风险因素，更要考虑系统风险因素。

笔者不同意某些专家学者提议现阶段征收资本利得税观点，我认为在现阶段开征该税种并不恰当。实际上，挤压股市泡沫，可以采取很多其他的政策性措施予以调整，如在上一次牛市中，解决股市过热问题时，采取的是加快新股（特别大盘股）发行速度与节奏来调节的，现在则可以加速大型国企、央企发行上市与海外红筹股回归来实现。就税收政策而言，也完全可以首先提高证券交易的印花税税率，可以从目前的3‰基础上上调，记得在九十年代牛市时印花税税率最多上调到6‰，除了印花税税率本身的调整外，还可以在买入至卖出的交易时间长短即持股时间、大比例股份转让或大宗交易即交易数量等方面做文章，在基本税率基础上再加成提高附加税率，这同样也能起到市场调节的作用，而不必开征资本利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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