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冲，是武汉市汉阳区法院执行局的一名普通法官，1988年2月调入法院工作，2002年开始从事执行工作。近6年来，我总共执结各类案件500余件，每年执结数在庭里都是排在前列。

    今年2月底，《武汉晚报》以多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我近3年来为申请人马兰英执行赔偿款的过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其实，这只是我这些年来执行工作中的一个普通例子。

    马兰英是汉阳区古楼社区的一位居民。2004年4月9日深夜，马兰英探视住院的母亲后回家，途经汉阳区鹦鹉花园嘉盟超市门前时，遭到6名未成年人抢劫，她身中数刀。经抢救，她的脾脏被摘除，右手残疾。6名被告人先后落网，后虽经法院判决，由他们的监护人赔偿马兰英经济损失共计12万8千余元。但赔偿款的执行难题也随之而来，因为监护人中有的离异、有的下岗、有的不知去向、有的刚刚出狱。而马兰英一家，丈夫下了岗且有病，自己也因受伤丧失了劳动能力，还有一个重病在床的老母亲，一个上中学的孩子，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

    由于领导安排我侧重执行大案、难案，于是马兰英的执行案就转到了我的手上。纵观案情，我感到这是一件难啃的“硬骨头”，心里一点谱都没有。而马兰英呢，经历了这次抢劫后，她的生理和心理上都遭受了严重的创伤，窘迫的家境、身体的创伤和心理的折磨，使得她也与多数当事人一样，认为你法院既然判了，就得马上给钱，不然就告你法院执法不公。 

    看着身体残疾、家境贫困、生活无着、一趟趟往法院跑的当事人马兰英，再想想自己多次前往寻找被执行人的线索无功而返的现状，我心里十分着急，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但我还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于是，我在合理安排好自己工作的同时，与马兰英约定：每周的星期二，专门执行她的案子。所以每逢周二，我都会与马兰英互通电话，或与她见面交流信息，或一同外出寻找相关执行线索。

    2006年，眼看着春节临近，而马兰英执行案却没有丝毫进展。看着疲惫而失望的马兰英，我心里难受极了。一天上午，我与书记员来到马兰英家，在交流完执行案件进展情况后，掏出1000块钱塞到她手中，说：“你的案子至今毫无进展，我觉得很惭愧。这里有一千块钱，先拿着过个年吧！明年，我们共同努力，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执行到位。”拿着这一千块钱，马兰英泪流满面。

    今年2月19日上午，又到了星期二，马兰英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对她说：“大年还没有过完，家里也没值钱的东西，你见到李法官，一定要代我握握他的手，给他拜个年。”遵照母亲的嘱托，马兰英来到法院，感谢我3年来的艰苦努力，陆续为她要回了4万多元。激动中，马兰英拿出了3年来写下的102篇日记。直到这时，我和同事们才知道，这位残疾、困苦的女子还如此细心，暗地里写着日记。日记内容包括她起初对法院和对我的埋怨、怨恨，以及后来对法院和对我的理解和感激，同时也客观地记录了我执行案件的艰难经历。

    “这就是我的一本账。”马兰英激动地解释，“我就是想看看法院和法官是不是在真心实意的帮助我……”

    翻阅着马兰英的日记，勾起了我对这起执行案的许多回忆。被执行人阳阳的父母已离婚，阳阳判给了其父，但其父没有工作。我找到他时，他态度十分恶劣的说，人已坐牢了，想赔钱没门，我的生活也没着落，一分钱没有。后来，我找到阳阳的母亲王某，她在一所幼儿园工作，每月工资800元，还要交300元房租，也不愿意承担这个赔偿义务。好事多磨。我带着马兰英不厌其烦地找她做工作，通过双方协商，在保证王某基本生活的前提下，由王某每月支付200元。被执行人俊俊的父亲舒某是低保户，但他在社区做清洁也可以拿到些补贴，月收入加起来也有400多元。找到他时迎面来的同样是不满和谩骂，有时连马兰英都听不下去了。我劝马兰英说：“这算什么，干这个工作，吃这碗饭，只当没听到，有时他们连你祖宗八代都骂了，对这些没有意识到错误的少年犯家长，我首先要让他们感到理亏。我对他们说没教育好孩子，孩子走上这条路犯了罪，有你一半的责任，你们对不起孩子，更对不起受害人。你是很困难，但受害人更贫困啊……”。经过几轮做工作，舒某主动提出，愿意与马兰英轮月取“低保”款，存折由我转换。可是，马兰英害怕取款时遭到舒某的冷言冷语，便要求我帮她代领。于是每到取款日，我都会去排队取款。去年盛夏的一天，我排在长长的取款队伍中，热得大汗淋漓，两腿发软。事后马兰英对我说“当时见你那样子，我心里真过意不去，老觉得鼻子酸酸的，真难为你了”。

    为了查找该案的执行线索，我一次次往返大军山少管所，找这些孩子，打问他们亲属的情况，四处寻找他们的家长。为了找到畅畅的家，我蹲守几天，硬是将他家找到，但其父因中风已没有工作，母亲在一家网吧打扫卫生，说没有钱赔。为了搞清他们家真实的经济状况，我从楼下的电表入手，到供电局查身份证号，再到社保局查退休金帐号，掌握他家的收入情况后，我与其协商，除保证他家基本生活开支和看病费用外，督促其每月支付300元赔偿费。

    为马兰英一案一共跑了多少路、找了多少人，我已记不清了，就这样，一次、二次、三次，100元、200元、300元，前后3年总算讨回了4.3万元。目前，12万元的赔偿金尚未执行完毕，我的“周二之约”还将继续下去。     

    在这个案件中，我的体会是受害人马兰英依法拿到赔偿金，治病、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是受害人的底线；肇事者亲属身负其责，但他们经济条件差，有的还拿低保，在支付赔偿的同时，也要维持基本生活，这是肇事者家庭的底线；我作为一名人民的法官，为受害人讨回赔偿，维护其合法权益，避免判决成为一纸空文，而且还要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我的法律和政治底线。这三条底线中，任何一条底线的崩溃，将是一场个人的灾难、家庭的灾难、法律的灾难，最终是社会的灾难。所以我将按我现在的这种执行方式继续走下去。

    新闻媒体对我的工作情况作了报道和肯定后，让我感到既惭愧，又高兴。惭愧的是我只是做了一名法官该做的事，各级领导就给了我如此高的赞誉。高兴的是媒体的报道，让社会更真切地了解了法院和法官工作的艰难，提升了法院和法官在群众心目中的公信力，给我们今后的执行工作带来了一些有利条件。同时也推动了马兰英这个骨头案的进展。前不久，该案少年犯“阳阳”父母将他们儿子还欠的1.8万元赔偿金全部筹齐，交给了受害人马兰英。当初恶言相向、水火不容的“阳阳”的父亲说：“看了报纸，感到李法官确实不容易，为这个案子跑了3年多，很受感动。为此，我们积极筹钱还债，了却一件心病。”

    那一刻，我看到双方当事人能够和颜悦色的交谈，自觉履行赔偿责任，感到无比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