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成语解读第五百七十八——好善乐施

好善乐施，语出《史记·乐书二》。好：喜欢；善：善事；乐：乐意；施：施舍。成语的意思是喜欢做善事，乐意施舍。也可用作乐善好施。

《史记·乐书二》篇曰：“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征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琴长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傍，其余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则君臣之位正矣。故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于庭，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于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于无礼，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辟无由入也。’”

《史记·乐书二》篇中说道：“太史公说：‘上古时代圣明帝王中创作音乐的，不是要使内心欢愉使自己快乐，心意畅快放纵欲望，而是想要用音乐作为治理国家的手段。正统的教化都从音乐开始，音乐正统，听音乐的人行为就正派。因此音乐是用来振动和激荡血脉，沟通和交流精神并调和与端正人心的。所以宫声振动脾脏并调和端正圣心，商声振动肺脏并调和端正道义，角声振动肝脏并调和端正仁德，徵声振动心脏并调和端正礼节，羽声振动肾脏并调和端正智慧。因此音乐是用来对内辅助端正心意，对外区别尊卑贵贱的；对上可以事奉宗庙鬼神，对下可以感化黎民百姓。琴身的长度为八尺一寸，是正规的尺寸。弦粗大的是宫声，居于琴的中央，象征着君主。商弦张设在右旁附近，其余的弦按大小次序排列，不超越各自的次序，那么君臣的位置就都端正了。所以听宫调的音乐，使人感到温和舒畅，胸襟广大；听商调的音乐，使人变得端庄正直，喜好道义；听角调的音乐，使人学会怜悯和慈爱他人；听徵调的音乐，使人愿意行善并喜欢施舍；听羽调的音乐，使人形貌整齐并崇尚礼节。礼仪从外部影响人们，音乐从内心产生影响。因此君子不能片刻离开礼仪，片刻离开礼仪，那么强暴傲慢的行为就完全暴露在外了；不能片刻离开音乐，离开音乐片刻，那么奸诈邪僻的行为就完全侵蚀内心了。所以乐曲和音律，君子用来培养道义。古时候，天子和诸侯听钟磬之音不曾离开庭院，卿大夫听琴瑟之音不曾离开堂前，用这种方式形成符合道义的行为习惯而防止放纵逸乐。放纵逸乐产生于缺乏礼仪的前提下，所以圣王让人们的耳朵聆听《雅》《颂》的音乐，眼睛观看威严的礼仪，双脚走路表现出恭敬的姿态，嘴里讲着仁义的道理。因此君子整天讲话，邪僻也就不能趁虚而入。’”

本篇介绍了大量古代的音乐知识，也保存了大量先秦时期关于音乐的论述。在此基础上，司马迁顺势提出了他自己的论点，那就是“乐者乐也”。司马迁认为，音乐就是快乐，但同时又提出，不可以听淫靡的音乐。司马迁归纳说：“听音乐的目的确是为了快乐，但不单纯是为了享乐。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他在篇中大量引用了《礼记·乐记》中的文字。总之，太史公强调，乐是礼乐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儒家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