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 9月22日，我的插队生活开始了。我们去的这个队相对是比较富裕的，一个工四角钱。那个时候国家对我们插队知青还有补贴，每月人民币8元，口粮38斤。最初，我们常会跟农民用大米换玉米面，吃亏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很快，也就不再干这样的事了。农民们对我们也不错，他们还是看重知识的。

然而，最初的劳动关、生活关也还是让我们有一份煎熬，最难过的是不服跳蚤咬，身上常常被咬得净是疙瘩，严重时腿都肿，直淌黄水了。但是很快我们就适应了，与当地农民也打成了一片。

70年第一次从知识青年中招工，鉴于我全家下放，大家把这个名额给了我，大队也特别照顾我。招工将去的地方是沭阳毛纺厂，可我不愿意走，当时也忒傻，觉得在那里还刚刚开始，大家相处得不错，农民对我也好，好像有很多事情要干，舍不得走，于是把这个名额让给了别人。八队的一个同学后来用我的名额离开了泗洪，她后来也出了国。

失去了这次机会，后来就再也没有这样的好事落到我的头上，不会把握机会的毛病也伴随了我一生。在这以后，我又失去了无数次机会。我这个人太重感情，对自己习惯了的东西，总是不太愿意割舍，所以机会就一次次的远离了我。没有走，我当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而是安心地留下来。那时很多农活也做得得心应手了，队里还把一些技术活交给我们，像种棉花，育山芋种，水稻育芽等。闲暇时我们教农民的孩子识字、游戏，和同学甚至农民一道打牌、下棋。我在我们班上也许象棋下得不怎么样，可当时在队里一些老农也下不过我，同去的一些高中男生也常常不是我的对手，再加上同去的几人中他们认为我的字写得还中看，所以一些农民就给了我一个秀才的称呼。

开始那几年日子过得还可以，周围附近的同学也常会去我们家聚聚，我常会拿出看家本领给大家包饺子，面一和就是一大盆。有时也会买几只小公鸡，搞点黄豆烧烧，号称百鸡宴；或是到农民家摘几个辣椒、西红柿在家里找上几个鸡蛋，也是一个菜。

有一年，夏收之时，大雨如注，地里的小麦没来及都运回来，就淹了。雨一停，我们和农民们一道将地里的小麦往回运，湖地离村很远，下过雨，地很烂，牛车派不上用场，全靠人挑。我们也和农民一样地干，挑着近百斤的担子来回奔（回来时过秤记工分）。由于是抢运，人都累疲了，我记得当时两个肩头都磨破了，淋巴结也发了炎。小麦运回来后就直接将受潮的分了下去，有的还发了芽。我们像农民一样，用受潮的小麦磨面糊做稀饭、做饼吃，吃过后肚子是饱了，可老是咕咕叫，忙着上厕所。
    那时我们队只剩了三个人，我们一个同伴找了一个本村的退伍军人，谈婚论嫁时还没退伍，退伍后他们两个一起到了龙潭。我们在一家插队的几个同学平时经济上也不分彼此。接下来的一年，由于灾荒，那年春天我们遇到了最难过的一年。三、四月份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余粮，连烧草也没有，国家发来了救济粮，可农民比我们更需要。那时我们只要了10斤小麦，到公社批到了一些煤，我从我已下放的父、母家里弄了一个煤炉，解决了烧的问题。吃的问题就要靠自己了。恰好，有个同学家里寄来了20元人民币，受大家委托，我带着汇款单去邮局取钱、买粮，顺便买一点久违的肉，改善改善伙食。先取钱，后买肉，再买粮。谁知取了钱去买肉时我遭遇了小偷，皮夹子没了。幸运的是刚取的20元我没放进皮夹子，皮夹里只有一张邮票和几两粮票，大约只有几毛钱。后来在街上碰到了一位同班同学，她听我说要买粮食，就阻止了我，说她们家有的是玉米，我只要自己取就行了。于是我跟她一道去了她插队的家，扛回了满满一口袋玉米，足有五、六十斤。虽然多跑了十几里，我一点也不觉得累。这袋玉米帮我们熬过了最困难的日子。虽然我们常常吃的是咸菜糊糊，和用葱花玉米面做的秃头饼，但是我们毕竟没挨什么饿。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会忘，关键时刻是我的同班同学救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