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键新诗集《古桥头》出版

 

    唐晓渡在宇龙诗歌奖上对杨键的诗曾有这样的评价：他的诗忧伤，古朴，孤绝，清远，有如空谷足音，令我们重返人性和语言的最柔软部分。他的诗和这个时代的距离，相当于这个时代和心灵的距离。他诗歌立场的极端来自他对自身的忠实，来自对一种正在消亡的文明和美的忠实。他在无梦处做梦，在寡情处用情，最终使放弃和持守、迷茫和清醒之间的界限变得无从辨认。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他让“心灵的清风”和“山河的气息”相互见证，并重申诗的尊严和永不妥协的自主精神。
   《古桥头》是继杨键诗集《暮晚》出版四年之后又一力作，收诗233首，按年代顺序编订（1993年-2003年），新作近100余首，这些新诗更加显露出杨键对中国传统的坚守与信念。在他简约的抒情里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他的诗是1949年心灵普遍空洞化以后一次人性的复苏，他不仅是一位为自然也是为君主制时代所产生的灿烂的特有的中国文明唱挽歌的诗人。在他20余年的诗歌生涯中，这一指向已经格外分明，他的诗歌为我们衔接起一座通往传统的秘密之门，这一自五.四时期既已失去的传统的尊严，我们在杨键的诗歌中看到了某种恢复，让我们重拾起对中国这一古老文明复兴的信心。

附：诗集《古桥头》自序


    大约十几年前，我就这样想，要将这一生奉献给自己的文化母体，但有时，哪怕母亲就在身边，我也没有能力认清她的面容。这就是为什么圣贤书摆在面前，而我们完全没有读懂的原因。我们对母亲的认知有多深，我们的感恩（原动力）就有多深。中国古老文明的秩序是因为感恩而形成的，这早在周礼里说得就很清楚，我们所需的根本不是什么前进，而是加快速度地将母亲的仪容辨认清楚。

    是的，面对自己的文化母体，我还是一个面目尚很模糊的胎儿。我生下来就同它基本无关。很多年前，在我书桌的镜框里有一张传说是王维所绘的《伏生授经图》，伏生大约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唯一一位可以背诵《尚书》的儒生。这张像后来不知被我丢到哪儿，但伏生好像真火炼过的眼睛却在我的心灵深处不那么容易泯灭。

    另外，在我家大衣橱顶有两枝已然干掉四、五年的梅枝，但风神依旧，只是它的托身之处是一只伪劣花瓶。它没有水分，也无真的寄托之处，这虽死犹生的梅枝大约就是中国之美。433年时诗人谢灵运涉嫌叛逆于广州问斩，临刑前作诗一首，我记得其中四句：

恨我君子志，
未获岩上泯。
惟愿乘来生，
怨亲同心朕。

    我以为谢的无畏来自对本性的发现。他认为生命是一条可以不断洁净起来的河流，而非在此生即划上句号，这大概就是中国文化的价值。我不能说是挺过来了，也算是苟延残喘。在一个大的流动中，我奉献得永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