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台州拍片的间隙，我听到季羡林大师关于中国新诗是一个失败的观点，同时，看到了诗人潘洗尘与学者刘仰的讨论文章，对此，我非常惊鄂！

    季老是我尊敬的大家，我们策划的一个大型系列文化活动还决定请季老为顾问，但季老对中国新诗的判断，我认为值得讨论。季老的出发点可能不一样，但至少从我这样有20多年诗歌写作史的人来看，季老似乎是站在中国新诗之外来谈问题的。

    我认为，现在如果还从“白话诗”、“纯诗”这样的角度来评判中国新诗是成功还是失败，就很不现实了，相对于90年来的中国新诗，“白话诗”与“纯诗”这样的源头值得追怀，但绝对不是中国新诗的标准。如果以“韵律”为诗歌的最高律令，我认为犯了最基本的常识错误，新诗的革命从胡适开始，就是要革掉这样的律令，彻底解放这样不利于中国新诗发展的律令。到今天的伊沙、于坚是一个高度，这是胡适们无法比的，再到柏桦、西川、杨键、陈先发，又是另一个高度，是那些“纯诗“们无法比的。

    季老的研究方向不在中国新诗，说出那番话，并且是在一本谈人生的《季羡林生命沉思录》里的一小段，我想不必过多在意，季老的话我们后辈能听一点就一点，不是很重要。老人那样提出观点，是坦诚的，当然也值得我们思考，中国新诗不是没有问题，而是有一大堆问题要我们正视，我们不是一直在争论吗？但他们那一辈泰斗，看到中国新诗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肯定有他们的想法，这是可以理解的。

    季老如此判断：“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这是福？是祸？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老人家谈的是整个中国文化，最后落到中国新诗。至于中国新诗为什么是“一个失败”，老人家并没有说出他真正的道理，从他的另一个观点：“纯诗主张废弃韵律，我则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否则叫任何什么名称都行，只是不必叫诗。”我才明白，季老是对新诗废弃了“韵律”而抱着不满的态度，这在老一辈诗人中好像克家老人也一直是季老这样的观点，在朦胧诗萌芽初期，不是经过了一翻对立观点的较量了吗？为什么中国最后发展到了伊沙、杨黎、于坚们的口语诗了，这就是不可逆转的伟大历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新诗发展史是中国诗人自已创造的，而季老没有参与创造这段伟大的历史，现在季老的论点代表的老一辈文化泰斗晚年的思考，很难说明什么真正诗学上的问题，我想一个民间的诗歌批评家或一个学院派的诗学研究者，都会有一套套的理论来与季老论争的，但这个必要似乎意义不大。

    我们现在就是要以催枯拉朽之势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这才是中国文学革命的历史潮流，这才是时代的召唤，这才是中国文化的使命。在这一点上季老应该与我们是一致的。人到晚年，可能有的考虑是我们现在这个中年难以理解的，等我们到了季老这个年纪，我不能保证我是一个彻底的保守主义者，还是一个毫无怨言的革命者。

    中国新诗的成功，中国新诗90年以来的成就，不是我们现在简单几句话说得清楚的，但不可能是“韵律”与“纯诗”的标准问题了。至于现在的长篇小说与古典长篇小说相比有什么优势没有，也是一个想得过于复杂了的问题，当然现在的符合汉语言文字表述方式的小说或新诗，是一个没法较真的话题了。季老提得也太另类了一点。按下不表。

    至于中国新诗都让季老这样的老人来质疑，就有一点不太正常了，我在拍片间隙想，是不是中国新诗近年过于滥俗化了的争吵，让季老听了起了疑心，这完全有可能，否则老人不可能说得如此决绝：“新诗是一个失败”。看样子，老人家对新诗如此发展意见特大，不能容忍了。而我们从中要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当然不是老人所说的教训，较正中国新诗发展中的失误。如何从唐诗中汲取对目前新诗所需要的成份，伊沙、徐江、杨黎、韩东、于坚的口语诗做到了一部分，杨健、柏桦、陈先发做到了一小部分，后期的西川也有一些倾向。包括汉学家们与西方大诗人们早期就从唐诗中学到精华，而我们确实丢失了老祖宗的精气神，这是不对的。我现在浙江台州采访才发现日本、韩国、欧美的天台宗是从浙江台州传过去的，日本的茶道也是从台州传过去的，武道、剑道均是从台州传过去的。而我们的新诗没有很好地把守住唐诗的精气神，精气神确实散了。近年，当下的诗人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并且有伊沙的《唐》等作品出来。

    季老的观点就不多说了，老人家一生特不容易，值得尊敬。谢谢他老人家对中国新诗的关心与指教。让我们都写出更加牛逼的新诗吧！

　　　　　　　　　2007－12－17于浙江台州花园山庄宾馆　酒后随手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