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再地推迟之后，你终于决定开始。总是有一些东西在阻碍着你的前进，它们迫使你放弃一切，包括灵魂。”
　　　　诗人和小说家余地，在他的长篇诗性随笔《内心：幽暗的花园》中，写下了如上文字。10月4日凌晨，他放弃了自己的生命，灵魂升入天国。
　　　　“虽然上帝已经为你安排了一条道路，但是你必须自己走出另外一条。”
　　　　余地像自己随笔里说的那样，自裁。他放弃了身患肺癌的美丽妻子，以及一对不足三个月的双胞胎。
　　　　以文字的方式，以论坛的方式，以哀悼和纪念为主题，余地*身亡事件迅速在亲人、朋友和文学圈流传。
　　　　“这将是本年度云南文坛最惨痛的一个事件！”
　　　　10月7日中午，正在鲁迅文学院进修的女作家半夏在论坛留言感叹。
　　　　“诗人余地/离我们而去/不给朋友/诗人/一丝余地/……”
　　　　老作家李霁宇，也表达了自己的哀伤和惋惜。
　　
　　
　　　　“以文字的方式，你被告知：有一个人已经死了。他的离开你没有亲眼目睹，你只是一个不在场者，所以你没有闻到死亡逼近的气息。”
　　　　余地似乎不断在文章中规划一个诗人的*事件，他笔下不断提到死亡。藏书也是，皮兰德娄的《*的故事》，显眼地搁在他书房里的台式电脑旁，A·H拉夫森的《面对死亡》，则刺眼地放在客厅里的书堆中。
　　　　6000余册藏书从书房堆到客厅，甚至床头。书架上一边挂着一张画符般的十二生肖图，客厅里也有一张，两室一厅的房子里没有电视。
　　　　有衣服泡在盆里，搁在厨房。一个绿色单人沙发和一个条形沙发放在客厅里，中间是个玻璃茶几，上面有一套木制茶具。单人沙发靠着客厅西墙，上面凌乱地盖着些东西。
　　　　余地的家是个气场，走进去，就令人感觉到死亡。
　　　　这有些像皮兰德娄描写的那些故事的场景。皮兰德娄是20世纪二十年代意大利著名的剧作家、小说家，他在《*的故事》中，写了很多主人公因活不下去而*的故事。
　　　　但余地活不下去的理由在哪里？
　　　　他有一个美丽的妻子，是某部队干部部的中校军官，年龄比他小七八岁之多；他有一双可爱的双胞胎，生于7月8日；他还有关于诗歌文学的一堆荣誉，小有成就并为圈内赞赏……
　　　　他为什么要选择*？
　　
　　
　　　　有邻居说，4日零时许他们听到楼下发生争吵。
　　　　余地的妻子小姚说，因为余地喝酒的事情，他们争论了几句。“我前久一直在山东，国庆期间才回来。”小姚7月份因为生孩子，在娘家住了一段时间，节日回到昆明，却发现余地几乎每晚醉酒。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激动，我们争吵中，他就冲进厨房拿菜刀，看样子是要*。”小姚夺下菜刀来，像哄孩子一样，好不容易把余地劝了安静下来。
　　　　“他说，好了，我没事了，你去洗澡吧。”小姚说，她信了余地的话，进了浴室，差不多15分钟后出来，就看见余地斜靠在那个单人沙发上，血流了一地。
　　　　小姚吓坏了，打电话给余地最好的朋友张翔武求救，随后，她又拨通了110和120。
　　　　梁源派出所的接警记录是4日凌晨1时28分38秒。7分钟后，该所民警到余地家处警。120的医生也很快赶到，医生证实余地现场死亡。
　　　　余地颈上动脉和食管被证实为菜刀割断，警方调查取证后，确认他是*。
　　　　“用菜刀割喉，是件很疼痛很痛苦的事情。”梁源派出所的民警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但是余地这样做了，他不是吃药，也不是服毒。
　　　　他的死很震撼，难道，这样的死法，不比活着痛苦？
　　
　　
　　　　有生活压力的原因么？记者问。
　　　　“有是有一点，但不是很大。”小姚说，出事前余地失业在家七八个月了，但他给报社杂志写文章，专心在家写作，收入还不错，每个月还房贷，也不困难。
　　　　余地曾经在报社当过编辑，在广告公司干过文案和策划，但是他事业一直不是很得志。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心里面有什么不愉快，都不和别人说。”
　　　　余地甚至不和妻子诉说心中的郁闷和忧伤。
　　　　出事前一久，他刚在《山花》杂志发表了小说《谋杀》，并有其他诗作和书评见诸报端。余地的好友们说，《谋杀》这篇小说，就是个关于*的故事。
　　　　有些不妙预感的张翔武，曾经暗示小姚注意余地的*倾向。但是，正如余地在诗作中所写：“习惯，就像死亡一样紧紧地缠绕着每一个人。”
　　　　有朋友说，余地之死或许跟生活的压力有关。余地没有工作，年轻美丽的妻子又患有遗传性肺癌，癌细胞已经扩散，正在化疗。
　　　　他还刚得了一对双胞胎。在9月5日和23日，余地连续为这对双胞胎写了两篇博客，他欣喜地为两个孩子取名为余天行和韩天任。他还给两个孩子取了小名，余天行小名平平，韩天任小名安安。
　　　　23日那篇博客，是余地最后更新的博客，内容也是关于儿子，标题为《可爱的平平安安》。只是，在那篇博客中，余地奇怪地写道：“给平平——对，藐视他们，在心里微笑。把他们逗得大笑，然后抬起腿，狠狠一脚。你是一个调皮的孩子，还不明白，那些心。”
　　　　余地被死亡之神缠住了，他最终还是逃过了亲人的监护，选择了自戕。
　　
　　
　　　　《边疆文学》编辑、余地的好友雷杰龙在纪念文章中写道：“10月4日早晨，惊悉他在临晨*身亡。当天中午2点左右，进了他的房间。客厅里的血迹未干。”
　　　　余地的遗体被送到了安宁一家殡仪馆。
　　　　小姚说：“警察调查后，让我们把他送殡仪馆，打114查了家殡仪馆的号码，打过去，他们就来了，这才知道他们是安宁的。”
　　　　安宁，这个地名或许是对余地死亡的一种对应。5日下午，他在那里被火化了。亲朋好友们去了一些人最后看望他，没来得及的，就赶到他家里去。
　　　　余地的父亲余元福在4日清晨4时许接到儿媳的电话，他一下子瘫坐在地上。一大早，他就定了机票，和村里的支部书记赶往昆明。
　　　　余元福对儿子*比较悲伤。客人面前，他勉强笑着，与大家打招呼，“那些书，我准备运回去。”
　　　　余地的老家在湖北宜都姚家店村。他先是在昆明购置了几千本书，后来回湖北，就把全部书运了回去，运费都花了几千块。再后来，他又想回到昆明发展，就又不辞辛苦地把大多数书籍运过来，朋友说，他在昆明的藏书有6000多册。
　　　　这些书占据了十五平米大小书房的四壁，傍晚的阳光照进书房，光线的脚步停在那本《*的故事》上，有些夺目。
　　　　6日一早，余元福带着儿子的骨灰，飞回湖北去了。他说，家里已经给余地准备好了葬礼，是土葬。这样的葬法，不知道余地是否喜欢，他在《内心：幽暗的花园》中说：“你看到的只是一段文字，死亡已经被过滤得干干净净。”
　　　　余地将会有一座坟。
　　　　诗友、朋友们都说，哪天一定抽个空，去湖北看看他。

（摘自10月9日《云南信息报》 作者：江枫）

访谈>>>

余地之妻：从没反对他写作

2006年底，姚女士和余地相识一年后在昆明结婚。在姚女士眼中，丈夫“性格外向，为人幽默，朋友很多”。

“很突然、很震惊，很意外，完全没有想到。他并没有表现出异常的情况。”昨日下午，刚从湖北赶回昆明的姚女士回忆说，余地生前的几个月里，其生活跟平时并没有任何区别，每天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看书、写作。

姚女士说，去年7月，余地辞职专心回家写作。“他想安心地写点东西，可能是考虑到以后的很多事情。”

尽管在认识余地的时候，姚女士就知道“他是一个诗人”。但因其本身对诗歌没有什么爱好，而且余地“比较反对我进入文学圈子”，所以姚女士“对丈夫的‘文学圈’并没有什么了解”。尽管如此，但姚女士“从来没有反对他写作”。

对于丈夫突然离去的原因，姚女士“到现在都不知道”，而对于丈夫选择的离开方式，她也表示了自己的一些不理解。

针对各种说法，姚女士表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错”，但余地的“压力肯定是有的，家里一下多了两个孩子，生活压力肯定一下都大了很多。”姚女士说，“但这绝对不是他(余地)*的原因。”

档案

余地，本名余新进，1977年生，现年30岁，湖北宜都人，长居昆明，有诗歌、小说等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山花》《青年文学》等报刊及各类网站，并有作品入选《2003 中国最佳诗歌》《2005中国年度诗歌》《2005北大年选(小说卷)》等选本，另外，他还获得2005年度边疆文学奖等奖项，主要作品有长篇诗性随笔《内心：幽暗的花园》等。

本报记者 沈右荣 胡怀军 孙明

实习生 李小颖

《云南信息报》记者 江枫

  死者已矣，活着的人何其艰难

                          作者：吴云粒

这段时间以来，整个人似乎都是恍惚着的，太多的事情要做，太多的东西要想，太多的决断要面对。而直到4日上午11：00，当我在这个假期漫长的睡眠中被电话吓醒，直到今天都无法定下神来安稳地睡上一觉，才觉得所有东西不过是过眼烟云，在死亡面前，一切都那么无力，但让人恼怒和难过的是，死者已矣，活着的人却是何其艰难。
4日11：00，接到朋友的电话，说余地*了。尽管不大相信，但所有的睡意全被吓跑。印象中这位才气逼人的青年作家永远是那张笑眯眯的脸，以及那些站在文坛高处般的言论。
马上电话向其他朋友落实，得到的结论让人透心凉。脑中全是乱的，他怎么丢得下那一对刚刚出生的双胞胎？12：00，约了清泉去他家。下午见到他的妻子小姚。从3日凌晨事发到那一刻，小姚一直在哭。她抓着前来搀扶她的人的手，牢牢不放。
下午和小姚去机场接余地的父亲，由于没有沟通好，从3：00一直等到近6：30。这期间，小姚一直在盘算着怎样筹钱，“要给他买新衣服、骨灰盒、还有火化，还不知道他的父亲会有些什么要求……”她几乎绞尽脑汁，“只有借钱了”，但是和谁借，她似乎一点底也没有。我安慰她说，不要操心了，这么多朋友，大家来想办法，但她还是操。清泉叹气说：“我们这一群人都没有钱。”期间，施打来电话，说已经买好了回昆的机票，晚上就到达。我觉得他很冲动，在电话中吵起来，现在需要的是钱，回来于事无补。但事情已经定下来，回来也好。
本来以为4：10就到的余地父亲，要到6：30，我们去机场附近吃东西。一碗米线，小姚一个劲地说太咸了，老板娘换了汤，她还是觉得咸。后来重煮的几乎没放盐，她只是挑了几根。她身体的盐分大量从眼泪中流失，任何一点盐都是咸的。
她又开始焦急起来，要到马街给余地开死亡证明，不知道晚上有没有人值班。她说在这之前，余地已经有过这种念头和冲动。我们惟有叹气，“这都是命”。她说“太心寒了”，又哭起来。我知道她需要表达和发泄。
在机场，清泉告诉我，她听说，小姚好像患了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好像很严重。我没太往心里去。
下午6：30左右，余地的父亲从一楼出口出来，身边跟着村里年轻的会计。一看见老人，小姚便扑在他的怀里失声哭起来。两个人哭着出了机场。我和清泉提着包在后面，感觉这个热闹的城市如此荒凉。
晚上接到朋友郎的电话，说小姚患了病，很严重的那种。全身又是一阵冰凉。郎说，这不是一个男人的做法。我也觉得有一种排遣不出的愤懑，不知道责怪一个死者是不是应该的，作为活着的人，我们无处排遣。
5日下午，去安宁凤凰山殡仪馆送余地。他那样安静地躺着，甚至有些不真实，像一个蜡像，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不适应。小姚拉着他，伏在上面哭泣，怎么也拉不开。好不容易拉了出来，在最后的那一刻，她又冲了进去，尖叫着痛哭。
从殡仪馆回来，听说小姚坐在余地*的那只沙发上，责怪自己给了他太大的压力。她哭着，觉得如果不是自己，余地就不会*。
后来吃饭，几个朋友凑了点钱。但我们并不知道，这点钱太微乎其微了，因为更让人惊愕的事情还在后面。
6日约了张翔武等人吃饭，从张翔武那儿知道，就在那一天，余地留下的一对双胞胎中的一个正在山东做手术，他没说太清楚，好像是心脏方面的。祸不单行，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什么能够遮蔽一个不幸的家庭？

看到范稳写的怀念余地的文章“谁*了，都跟中国文学的希望没有关系。只跟他的亲人有关，跟他自己有关。在一个失去的鲜活生命面前，文学的希望算个屁。”觉得想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