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度

   作为一个诗人，赵丽华在被妖化事件中的最初反映让我高兴。她面对媒体，毫无机心，说自己只是一个写诗的家庭妇女。她无法对自己的诗歌作出明确的辩解；在她的思想中，诗人并不比家庭妇女高贵多少，她所有的写作只是出自直觉。直觉是一个优秀诗人的最佳武器。她不像有些诗人，诗歌虽然荒唐，理论却能出上一卷、二卷、三卷。但这句话还是使她陷入了更大的舆论贬低潮流，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她的诗歌只是一种分行。

    这显然是一场集体的无知表演。集体的无知最为可怕，它说明几十年来教育的失败，老师只知道告诉学生《致橡树》，告诉学生陶渊明爱菊花，灵性的学生或许可以扩展阅读，知道陶氏还爱槐树。但智力也仅限于此，罕有几人看出陶渊明也有性意识。韩寒自奉聪明的“回车”模仿，源于家教上的无知，但凡模仿的都是等而下之的啊。他的聪明在于他没有读大学，他的无知却是因为家教。还有什么比一家人都在无知中，且不知自拔更可怜可笑呢？

    诗言情无类。宋玉赞美了屈原，也可以去写爱大腿，诗人赞美完国家，同样可以欣赏一枚土豆。不是一定要字正词严才是诗歌，也不是一定要深情款款才是诗歌，更不是长篇累牍才是诗歌，百无聊赖与俏皮小趣都可以是一种诗歌。如果说鲁迅以“我之所爱在山腰”表达一种 “戏谑”与“讽刺”，赵丽华为什么不可以以她的“馅饼”表达一种可爱、舒展、善良的心？赵丽华无疑高估了普通读者的欣赏与判断。

   除了大众教育上的偏差，现代诗写作本身上的无序与缺乏独立的评析标准，是读者对赵丽华事件过激反映的潜在缘由。从九十年代以来诸多诗人的作品看，有大部分属于笑话。“诗人”在很多年里是一个贬义词，大多数天书诗人要负主要责任，在网络传播兴起前的十年间，他们几乎将中国现代诗歌置于死地。赵丽华诗歌的突然“明白”，让读者诧异。这恰恰说明现代诗的写作比旧体诗更有难度，它需要的是一个诗人的内在节奏。

    媒体的恶意来源自无知，以及背后的贱役心态。凡事贱役者，多爱对高于他们的人、事持恶意态度，逢略有争议的事件与人，卑劣之心更是性起。诗人内部的沉默，却是因为怀有一个更为龌龊的心思，他们想集体观看一个女诗人如何落井、如何挣扎。在我见识的圈子里，还从没有一个其他领域的圈子能比诗歌圈子、媒体圈子更芜秽、龌龊、下贱、可鄙，处处可见的惺惺作态，处处可见的顾影自怜，处处可见的猥琐的、鼠目寸光的自轻与自傲。

    诗人从来都是时代的先锋。赵丽华的意义，便是使诗人重回先锋的舞台，重使先锋的责任。无论表达的技巧，无论内容的高下，优秀的诗人总是能在一个微微的侧面把时间的刻痕画得别致、生动。在这场波久未熄的诗歌事件中，如果赵丽华有错误，那便是她太爱诗人的荣誉。太爱，使得她的诗句愈发智慧、敏感、从容、鲜活、开放、令人惊叹。但是，在一个诗歌的国度，如果一个诗人因为太爱惜诗人的身份而备受嘲笑，那是多么地可笑啊。

    她在图书馆工作。也许她像博尔赫斯一样，在建设她白话文版本的迷宫。只有作家能进入博尔赫斯迷人的有交叉小径的花园，也只有诗人才能了解赵丽华“赵氏馅饼”的可爱。

                                             2007年7月12日 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