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趣到认知
——评卡丘主义诗人周瑟瑟诗艺特征

福建   卢辉

    作为卡丘主义文学艺术流派的倡导者之一：周瑟瑟近来年在中国诗坛颇为走红，究其原因，我以为有这样几个因素的“支撑”，一是周瑟瑟的诗歌善于从戏谑的内向性中呈现时代的走势；其二是善于从生理的指代性中呈现时代的宽度；再三，善于从历史的个人化中呈现时代的深度。下面，我就从这三个层次来分析周瑟瑟诗歌的艺术风格：


一、    从戏谑的内向性中呈现时代的走势


    从文学艺术史的角度而论，戏谑作为激活主客体之间的反讽形式，往往能够解除许多阅读、交流中的语调“壁垒”，由于“戏谑”外延的“滑动”、“扩张”、“弥合”、“渲泄”等功能，很容易成为日常写作的一个“纲领”性工具而“吒咤风云”，作为卡丘主义的倡导者，周瑟瑟似乎也明了这一“利刃”的“尖锐”性，然而，周瑟瑟却更多地把精力把持在戏谑的“内向性”（即避滑、避泄、避兴的内向度）中，从戏谑的“冷幽默”中寻找其“游刃有余”的“余”度（即戏谑的弥合、聚结、融汇的宽度），应该说，卡丘主义文学艺术流派所操持的“戏谑”剑是一把“双刃”剑，按周瑟瑟的说法就是在“严肃中嬉戏，在嬉戏中警世”。


    的确，现代生活娱乐工具的增加造成了感官舒适的习惯，电影电视的声像大餐加上波普艺术的餐后点心，摇滚迪吧的发泄和消化以及形形色色的娱乐都舒解了生活造成的沉重感，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发现今天的社会不是去体验分析生存有多么沉重，而是应该去消解沉重，面对这种时代的走势，若按《17年周瑟瑟诗选》的“词语写作图式”恐怕很难“承载”，因而，周瑟瑟开始另辟蹊径，以调侃，游戏甚至堆砌的方法，把生活的平面化、生命的分裂感以及心灵破碎呈现出来，甚至，他一反过去对语词图式，语势狞厉的坚守，而是不去刻意追求深度的语言效果，只求对应繁杂的现代生存境遇：

中关村的天像投资商的脸灰白
过完国庆就搬家开董事会
群蛇入洞，乌鸦唱颂歌
我不停地骂娘
与中关村相依为命
——《中关村的乌鸦》

与女鬼睡一晚，可可是我今晚
慌张得脱不下衣服
我小说的外衣太厚  知识的内裤太紧
我必须脱掉么？不要妄想手淫
不要柏拉图
女鬼丁香玉，用香气缠着我的尘根
用玉镇住我的大腿
但我太蠢 我太紧张
我真的哭了唔唔唔
——《鬼故事》

我太优秀了，我饱读诗书
看到美女就害羞 看到乞丐就流泪
看到孔子我就紧张
我小时候骂过你，我太蠢了
我为什么要骂你呢？
——《孔府之行》

    周瑟瑟的“戏谑”方式，全然不是一副“玩”的面孔，按“戏谑”“玩”的理论，呈现的一定是执意的，持续的，不间断的渲泄、自恋、撒泼，乃至下意识的歇斯底里，然而，我们在周瑟瑟的“戏谑”里，却是另一个方向性的“走势”，看不见“嬉皮土”的玩世不恭，看不见大大咧咧的“愤世嫉俗”，看不见自恋或自戕的渲泄。如《中关村的乌鸦》其戏谑的语势是“内敛”的，即使中关村是一群又一群的“精英”聚集处，熟烂于心的“世态”在周瑟瑟的眼底，不过是“群蛇入洞，乌鸦唱颂歌”，由于作者没有一味地“骂娘”，在“戏谑”中留住了“与中关村相依为命”的空间，这是“戏谑”中“隐忍”的“内在”杀伤力，他不求外延“通达”的语势颠覆，而求“戏谑”中对“世像”的冷静透视；《鬼故事》的“戏谑”掺合了寓言的效果，看似荒诞故事，却又历历在目，件件缠身，女鬼的“妖冶”与“我知识的内裤”、“我的尖根”构成了看似“鬼故事”却又近在“尘埃”的“当下市井图”；至于《孔府之行》，周瑟瑟的“戏谑”，保留着一种“准崇高”的自咎心理，语词中却处处“绵里藏针”，“戏谑”中读者看不出“戏”中的“酣畅”与“挑衅”的成分，恰恰相反，作者以“戏”作为“反弹”效应，与“世像”构成恍若隔世的感觉，呈现时代的“沧桑”感。在这里，我为周瑟瑟在诗歌创作中转向更广泛地占有鲜活的、“日常”交流的、能激活“此在语境”的话语，而不仅是为自己划定一套唯美的、相对稳定的语言“纲领”而叫好！因为，他懂得用自己生命心象来重新处理“俗相”。的确，只有创造力贫乏的诗人才需要凭借既成的类型化、工具化的美文语辞来保障诗歌对时代的“观照”，真正的诗人，则将母语更广泛地去“勾通”上下左右，保持对语言现在进行时的抉取、洞彻，让当代全新经验加入并作为起点，构筑自由想像和生存现象“异质混成”的复杂整体的时代空间，进入这一层面，决非是文化闲人的话语遗兴及梦境飘流所能抵达的。

二、    从生理的指代性中呈现时代的宽度

    我一向认为，无论是何种艺术存在形式，生理的表达与流露大都以“鲜度”为最高表现形式。“鲜度”的颠覆、挑衅、诱惑、牵引、威慑力就在于生理体征的质地与品位。在周瑟瑟许多诗品中，“生理现象”成为“无聊”的彼岸与宗教，进而转化为“有趣”与“认知”。其实，在周瑟瑟诗品中大量呈现的“生理社会化理象”，人们已很难来区分他的写作究竟是“圣化写作”还是“俗化写作”，进入90年代，诗坛上“生理化”写作的势头愈加明显，诗人们试图书写一个人最真实的生命体验与情感体验，宣示本真的自我，拷问假面下的自我，公共的背景不再完全构成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个体的差异进一步突显出来。实际上，周瑟瑟对日常经验，尤其是“生理”理象的描述，从“形而下”的风俗生活表象中开掘隐蔽的诗意是相当独到的。在他看来，世界万物无所谓现象与本质之分，现象也就是本质，本质也就是现象，真实地描述出现象，也就抵达了本质，因而，诗人不一定都高蹈于云端，也不是一定把诗都蒙上神性的光环，关键在于能否直逼隐匿的诗性，通过“生理”的“指代性”去“反观”大千世界的“发育”与“发展”。瑟瑟“生理”化写作表面上看是率性而为，实际上是对人生与世界奥秘的深层思考，而非油滑或低层次的欲望的渲泄：

你一不小心就露出了乳房，只一小点
其实也不算什么，有时是乳沟
有时是洁白的幻想
我差点从马背滚下 做个道士吧
在秋风里垂头丧气
——《秋天骑马》

是一些普通的花布
捆住丰硕的木头，不过那乳房是寂静的
那胸脯是寂静的，洁白的皮肤把喧哗挤开
细小的汗毛在绸缎下才有一些被压迫和生长的迹象
——《关于美人》

一种逻辑淡了
仿佛腰上的花纹
处女躺在高处
最宗教的部位
被裙子掩盖，裙子随意
垂下一股莫名的芳香
沿着红色的地板蔓延
——《处女》

    周瑟瑟诗品中的“生理”现象，读者已很难从“生态”的本身去感受“生理”的演变，关键在于周瑟瑟善于从“生理”的“指代性”中从寻找生存的“表征”，纯客观的“生理”话语并非他的首选，瑟瑟太需要“生理”的指涉，并努力去确证时代的“所在”，如《秋天骑马》看似一次不经意的一瞥，“乳房”、“乳沟”与“洁白的幻想”这里既是记录一个人“生理的年代”，也是记录一个时代所出现的“生理断层”，这是一个欲望与自责合并而成的“泛沫”时代，原欲与道德的“双重”登陆，才会出现如此“特异”的直觉与存在的式样；《关于美人》看似“纯客观”的摹写：“寂静的乳房”、“胸脯”，只肯让“洁白的皮肤把喧哗挤开”，只看见“汗毛”被“压迫和生长的迹象”，这些“细腻”的“生理现象”已经远远逃离“生态”本身，“寂静”的“乳房”、被“压迫和生长”的“汗毛”、被“挤开”的皮肤，这是一个多么“熟悉”的“时代烙印”：一副解放与束缚、释放与降解交织的“生理世像”；而《处女》一诗：“处女躺在高处/最宗教的部位/被裙子掩盖”，这是瑟瑟“生理”化诗品中最为“圣化”的一首，生殖崇拜与宗教礼仪浑然一体，处女的“私处”成为“最宗教的部位” 伴   着裙子的芳香给人升腾、膜拜的感觉，从而在精神上达到了由欲望、情感层面向宗教，哲学层面的挺进与提升。在我看来，在诗中渗入一定程度的“生理”叙事化表达，有助于我们摆脱绝对情感和箴言式的写作，维系住生存情境中固有的含混与多重的可能，使我们的诗更有时代的鼻息和心音，进而保持住诗语中的韧度和宽度。

三、    从历史的个人化中呈现时代的深度


    有着小说写作经验的瑟瑟，比起纯粹的诗人似乎又多了一条写作的“线性”架构，在诗歌的“架构”上瑟瑟似乎比很多诗人显得更为从容，即使是一段繁复的史料在他的笔下却也“阡陌变错”、“井然有序”，他的诗不太主张“史料”的“铺排”，而注重“流水”般“浪花”式的呈现，我非常欣赏瑟瑟自觉地考察个体生命（哪怕是一次在那时那地极端的臆想）与整体生存境遇之间显豁或隐匿的必然关系，尤其是敢于在已逝的时光中承担焦虑的勇气。近二年瑟瑟的诗歌写作，他自觉地敞开语言，让语言在诗中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意义容器，而是个体生命与时代交锋点上唯一存在的事实，尤其是历史的个人化表述在他的诗中表现得十分抢眼。在我看来，瑟瑟的历史个人化表述呈现出的“个人化”是一个“复杂性，矛盾性、可变性”的复合体，最为可贵的是瑟瑟在诗中更自觉地进入追问，沉思和反讽、互否的情境中，他将自我置于具体生存情境对称的立足点上，冷静、细密、求实地进行分析和确证，为“时代”烙下“生命的痕迹”。

那一年我在湖南，纯洁、还有点天真。
看到一个人用尖刀刺穿了手掌

流血了，但离遗精还有好几年
我童年的哭叫刚好八岁

要大闹知识的殿堂
要与天地间所有的知了争吵

余华比我大，他的记忆提早为小说准备了
一枚铁钉进太阳穴，那个人死了

而我在厕所里发呆
女老师撒尿的声音当然是绝好的音乐

我隐隐约约听到有人传播是非
还有偷情的支部书记，要吊起来打

爱恨像种子一样在我心里发芽
耻辱也来到了我的梦境
——《1976年》

我的前世在哪里过的？
今生跑了三个地方
在湖南过了18年，在武汉又呆了10年
在北京一直呆下去，春天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我与湖南小妹不一样，她们一年见一回老妈妈
我10年见两三回
内心的酸楚向谁说，不喜欢坐火车是怕挤
不喜欢坐飞机当然是怕死
可我这沉沉的肉身越来越老
春天在异乡 在异乡沉默的乌鸦是我的老乡
不发出叫声也不表达爱恨
——《春天》

    周瑟瑟诗中历史个人化的表达很见功力，如《1976年》是此类诗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它象是自传，也象是日记，在看似“口述”与“笔录”中，我们看不出它的“唠叨”与“琐碎”，这里既有“荒诞”年代中的“离经叛道”，也有“荒诞”年代中的“泯灭人性”，既有“荒诞”年代中的“圣地”，也有“荒代”年代中的“渴望”，多向交织的“个人化”体验，构成了立体的、多层次的“年谱”，而作者“记录”的又是一组组“纠杂”在一块的“情结”；《春天》的“自传”似乎都有一个个“结点”，无论是生活的“颠沛流离”、“事过境迁”的“恍惚”，还是不能全然“入世”的“隔世”之感，这一切全部漫上纸背。在这里，我算是明白了以周瑟瑟领衔的卡丘主义的“行为”所表现出的“活力参与”，“旨在建立人本思想个体解放所获得的社会共生状态”。

    的确，坚持“活力参与”，自然要使诗人敢于在商品、权力，声色的社会中坚持个人触角或见证者的高度，并最终使文本经受住生存/生命天平的双重考验。在我看来，周瑟瑟诗歌写作中的“戏谑”、“生理现象”、“历史个人化”等诸多笔法，不单是对时代的“快意颠覆”更重要的是他始终保留住自己对生命、生存、自由、幻想、欲望的“孤悬”，有了这一点，卡丘主义才有了“彼岸”、“快乐”进而有了一种接近真理快乐，这便是笔者对瑟瑟兄的诗品有感而发的缘由。

2006-5-14于福建三明

本贴由卢辉于2006-5-15 12:32:44在〖新诗代论坛〗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