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湾]施叔青著.风前尘埃（台湾三部曲2）.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本书是施叔青“台湾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行过洛津》描写了清朝统治下的台湾移民与性别等问题，第二部《风前尘埃》则以三个不同的种族、语言生活习惯各异的族群，描绘日治时期的花东。主角有太鲁阁族的哈鲁克（“太鲁阁之役”），在殖民地移民村和立雾山生活的日本家族（警察横山新藏、其女横山月姬），以及爱上横山月姬的客家摄影师范姜义明。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除了研读当年日本人的诗作、小说作品和人类学家的记录著作外，并旁及茶道花道庭院建筑等文化知识。作者在强烈的历史意识中，细腻描写庶民的风俗文化、节庆、衣饰、饮食，让历史故事变得更有血肉。特别着墨于宣传战争的日本民族服饰——和服，描写当时日本的法西斯暴力美学，织绘有战争相关场景物品的和服，有如音乐的主题般，前后出现，贯穿整部小说。

#哈鹿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本来想戴上他勇悍出名的猎人祖父传给他的那顶男帽，由几十只他所猎野猪的野猪牙级饰，帽子边缘还系了一条红带子。为了不愿在日本人面前过分招摇，只好打消念头，在夹织敞衣套上一个刺绣的胸兜,腰间藤匣里是那地锋利的猎刀。男儿腰系一把刀即可走遍山林猎场。哈鹿克准备用这把刀开路斩草，解剥猎获的野兽。

#作者为日据时期台湾花莲地区的太鲁阁族人留下文字，用仇恨较少的笔触细心描绘一景一物，用庶民的服饰与织绘有战争相关场景物品的和服作对比，揭示当时日本的法西斯暴力美学。对殖民时期社会氛围的深入刻画，让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当时日本侵略者的心态以及台湾人的心理情结。

推荐指数：5星

二、郝建著.硬作狂欢.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硬作狂欢》收录了郝建近年的艺术评论，评论对象涉及近年热门的电影、历史剧、日剧、来势汹汹的好莱坞及好莱坞模式的电影等。这些评论力图把观点牢牢地建构于当下的中国语境中，体现了一种真实的批评精神和智力成分。作为舶来品的大众文化研究与批评曾经长期深陷西方理论的围城，丧失了本应具有的鲜活生命力，最终脱离了现实的文化语境，成为知识分子站在围城的墙头上居高临下的俯瞰和自说自话的臆想。而郝建则力图走出围城，不戴“有色眼镜”地审视之，以对社会和人性的真诚关注为基本平台，彻底摆脱了理论术语的操练与话语表演。这种价值取向使得他努力引领读者“走出瞒与骗的大泽”。

商业性的大众文化在民间中的强势与在主流媒体和话语中的弱势是一种吊诡的事实。它承担着严重腐蚀传统人文精神等罪名，让人忧心忡忡，然而它继续生机勃勃繁荣昌盛发展壮大，有人甚至称商业文化的时代是“众神狂欢”的时代。郝建称之为“文化上的错位强势”。他看到了繁华热闹的“众神狂欢”中个人的缺席，“在这种狂欢中，我们把预设的趣味当作快感，把机械艺术规范的演绎当作创作，把向中心单一价值观的驱赶当作是大众自己的自由选择。”这种被限制的狂欢实质上是一种美学齐步走，一种集体主义团体操，一种硬做的狂欢。歌舞升平的众神狂欢背后小人物的悲凉与困境依然存在，却鲜有人关注，文化中的真实境遇被回避，其中“话语英雄的被阉只是我们民族失语症的典型例证和可见的惨烈意向”。在一个貌似风花雪月的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会被表层假象所迷惑，他们从流变的社会现实中洞察到动态的危机。《义和团病的呻吟》一文尖锐地指出“在今天，有的歌声并不能哗众取宠，却能在另一边讨到好处。对美滋滋、乐陶陶的人群当头棒喝，以此追求登高一呼的自我感觉。那是典型的传统圣哲型知识分子心态。”对应当具备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如何利用“迷糊和曲解”真相谋求主流体系认同的现象，郝建不留情面地予以批判，甚至不遗余力地抨击和鞭挞，这在《张艺谋的退场秀》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也正是基于一种普世价值观，他对真正扎根民间的文化却大张旗鼓地加以弘扬。对好莱坞电影，动辄乱棒相向或痛心疾首都起码缺乏客观的态度，与其声讨大众的追捧，不如反问大众追捧的原因何在。因为只有破解了强势文化之所以“强势”的密码，才能让暂时处于弱势的文化走向强势。这种态度贯穿在郝建对好莱坞的思考中。好莱坞强势的“密码”就在于它对具有普泛意义的商业伦理的尊重和表达。其实与其说郝建是研究好莱坞，不如说他更偏重通过好莱坞电影和它在中国的接受反应，来透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问题。中国现实始终是他的落脚点。

#内地的文艺创作以现实主义为普遍要求和最高形态。这一社会主义文艺的经典定义是恩格斯提出的：“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经典定义现在似乎不被提起，更多的时候是被我们用各种功利的需要和种种无限辩证的理论所覆盖或曲解了。

#作者没有用理论术语上纲上线，大白话点出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围剿。新时代文化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功利性的需要总是不成体系的、暂时的，我们的文化应植根于传统文化，传承守正创新。

推荐指数：4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