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媒体来说，天下太平意味着下锅的米少了。中国这么大，事儿多，真够传媒忙的。这些 天，国外媒体都看着松花江污染事故，连带又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问题搅一起煮了一锅粥，抨击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环境可持续发展。他们说的都是事 实，虽然是老话题，但冷饭炒炒也还能吃。不过，老外们似乎总是显得太冷嘲热讽，对中国的一些具体事情不愿深究而轻易下结论。

    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有一个思想是，判断事物、研究历史一定要抱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即是说，对历史和现实的判断，一定要在对它们的深刻了解之后才可 以做出，方避免草率。其他领域的研究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经济和环境的关系概莫能外。

    我同样对环境恶化深有感触。10多年间，我家乡的农田已经被鲸吞将近，代之以造纸厂、塑胶厂等每天排放污染物的工厂。我在一条20米宽的灌溉河边长大，这 条河从韩江支流义丰溪分出，一路灌溉数万亩农田，滋养数千亩蟹虾养殖池，最后入海，形成一片海水淡水交汇的渔区。可以说，流域的农业人口都靠它养家糊口。 而今，这条河只剩下最贱生的非洲鲫鱼还活得好，其他鱼虾等生物耐不住每天不断的造纸废水和塑料废水的毒害，归于湮没了。我和小镇上其他人一样，都很怀念。

    怀念之余，更重要的是往前看。纯粹的乡村牧歌式的农业，肯定不能保障持久的稳定生活，工业化不可避免，而先污染后治理更是不可逆的潮流。即使欧美发达国家，也是在上世纪60年期开始从国家层面治理环境污染。

   治理污染是跟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息息相关的。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进入对污染的大规模治理阶段，其基本的实力背景，是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欧美的经 验也差不多。我国2003年的人均GDP是1090美元，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也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虽不一定这么巧合，但确是必然。

   一个普遍质疑的问题是，其实国家的政策和立法在环保方面早已努力无数，为什么污染却愈演愈烈？这就如同人人都知道犯罪必定要受刑罚，但犯罪照样每天发生一样。

   道理上这么说，而实际上必定是“关系万千重”。日本著名的环境经济学宫本宪一在一年半前出版的中译本《环境经济学》，里面提出一些非常有启发性的视角。

   宫本宪一认为，环境政策的失败，主要来自于三个原因：

   一是，政策对民营企业采取追随主义。为了让民营企业在现有的技术和可接受的成本条件下控制环境污染，政策制定的最低污染标准实际上经由妥协而降低。另外， 一些公共项目的污染，在没有导致污染受害者的所有权和健康受到严重侵害时，往往被允许和忍受。

    这一点颇和我国实际情况相符。不光是民企，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首钢终于搬出北京了，此前的几十年里，首钢附近的民众就处于对其污染采取忍受的状况；当然 首钢是给了补贴的。此次吉林石化双苯厂爆炸，要不是毒液流入松花江，也没有人想起来要去调查它。

    二是对症疗法主义，即是政策的制定仅仅限于已经发生并为害的公害事件，而缺乏对未来可能产生公害的项目和地区的前瞻，从而推迟了这些项目和地区制定环境政策。

    对我国来说，这更加难了：现实的还没治好呢，哪顾得上还没露脸的。

    三是官僚主义。庞杂的、交叉重叠的政府部门都在环境政策中插一脚，导致协调困难，效率低下，关键时刻又可能互相推诿。如果相关部门能够有勇气，向媒体袒露 松花江事件的信息传递和决策过程，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公众将能看到松花江污染事件中的例子来作为这条因素的注解。这是可以预期的，因为有些媒体的记者都开 始为他们的采访成果吹风了。

    上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上普遍接受了一个环境政策的普遍原则，PPP（Polluter Pays Principle，即污染者负担原则）。向污染企业征税，或者污染企业对社会支付补偿，是PPP的主要方式。

   但是，PPP的最大难题在于，污染企业为污染承担责任，付出了货币，实际上是购买污染权，而污染仍在产生。并且由于污染对社会的损害往往是不可修复的，因而，污染是工业化不可避免的事情，只能尽量采取措施降低污染水平而已。

   珠三角一带为中心的南方工业化地区，环境的恶化已经引起严肃关注，香港人甚至指责珠三角飘过来的污染空气会影响香港的投资环境和公众健康。

   看看太空拍摄的地图，我国的绿化率已经降低到了怎样的程度。这已经不仅关乎工商业，更关乎未来生存空间了。风物长宜放眼量，有条件的话，我们都做“自然之友”吧。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