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开始，我们就和自己的身体聚少离多。为了准备联考，体育课被拿来考数学。汗水，被函数，所取代。我们被灌输的观念是：运动，就是“玩”。要考第一志愿，不能贪玩。

　　高中时，军训课去打靶。教官说：“打靶很简单，你们只要瞄准前方圆靶的红心。”同学说：“报告教官，看不到靶。”教官说：“你是说看不到红心吗？”同学说：“报告教官，看不到整个靶！”众人大笑，那同学十分得意。那种优越感的逻辑是：我们近视深到看不到靶，表示我们书念得好。把书念好最重要，我们又不当军人，没必要打得准。

　　这就是当时对Body的态度：不只冷漠，甚至折磨。白天上课，晚上补习。一天三餐，都有防腐剂。没变成木乃伊的唯一原因是：我们年轻。年轻，经得起挥霍。夜里K书到三点，六点照样站在巷子口等公交车。一上车就睡，学校前一站自然醒。那是个哪里都可以睡、一秒钟就醒得过来的年纪。

　　年轻时对Body唯一的兴趣，是“性”。但因为对身体全盘的无知，当然搞不懂“身心合一”的道理。那时有经验的同学，不但“灵肉分离”，而且只有“局部反应”。性的动力不是爱或欢愉，而是好奇、虚荣、和同侪压力。我们不懂“爱”，却很会“比”。

　　大学时，我第一次意识到Body和人的关系。有一次准备期末考，猛K美国作家梭罗的《湖滨散记》。读到第十一章，一段话打动了我。梭罗先导正了我们对身体的嫌弃：“有些事物以现代的品味来看，不登大雅之堂，但印度教的祭司，却觉得很高尚。祭司教导人如何吃、喝、拉、撒，提升了这些原本低下的琐事。”

　　我想：是啊！庄子不也说“道在蝼蚁、道在屎溺”吗？为什么从小到大，我天天都在吃、喝、拉、撒，却把这些东西看得如此低下？

　　梭罗接着说：“每个人都在建一座庙。这座庙就是他的身体……我们都是画家和雕刻家，所用的材料就是自己的血肉骨头。一个人去改良他的身体是高贵的，破坏它则是低贱的。”

　　半夜两点，我熬夜破坏身体，读到这一段话，为自己20年的“低贱”行为流下冷汗。《湖滨散记》是伟大的“精神”食粮，都提到了“身体”的重要。我自以为满腹经纶，为什么全身还是轻飘飘？

　　这些迷惑和思索只持续了几天，期末考结束后就通通忘掉。我又回到了典型的大学生活：白天睡觉、晚上熬夜、吃垃圾食物、从不运动。休闲场所不是舞厅，就是计算机房。生命是一场全年无休的party，我们似乎永远不会耗尽电力。

　　到美国读书时，功课压力更大。脑力不够，只有压榨身体。进了图书馆，可以一坐8小时，连上厕所的频率都减少了。当时我还得意地想：这就像对日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美国人念得快，但我能撑得久！

　　毕业后去纽约工作，碰到一个让我真正看到“身体”的人——现代舞始祖马莎葛兰姆。那时她已经过世了，但她的舞团却感动了我。看完他们的表演，不知为什么我竟哭了。过去我都是为语言或故事而哭，从没想到动作也可以这样感人。我买了一本马莎葛兰姆的传记。书中引用她的话说：“身体能表达语言说不出的东西……身体是不会骗人的！”

　　这句话扭转了我“重心灵、轻身体”的观念。那些舞者让我第一次发现：身体，竟然可以这么多话、这么辩才无碍！身体是不会骗人的，用语言和文字扯谎，只要念头一转。用手和脚扯谎，旁人立刻就看得出来。

　　1996年，我在纽约工作。有一天早晨起来，上背部剧痛。我开车去看医师，转头看后照镜都很困难。医生说我姿势不良，扭伤肌肉。给我吃肌肉放松剂，好了一些。但我那部位的感觉，就再也不一样了。十年来，我看遍中西医，始终无法根治。不管白天黑夜、春夏秋冬，我背着一个拿不下来的行李，永远走不到目的地。

　　我对不起身体，终于得到了报应。

　　背痛之后，我学会保重。所以我慢慢地做，慢慢地，和身体说悄悄话。我道歉，我发誓：你的委屈我都知道，以后我会对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