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

#读书《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作者大卫·M·科兹，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苏联问题专家。本书副标题是：苏联体制的终结和新俄罗斯。

本书对于了解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非常有帮助，而且全书立论清晰，论证有力。苏联体制走向了终结，并不是因为经济停止了运行，而是因为一个政治阵营的兴起，它致力于用资本主义代替它。苏联体制的三个特征——由少数精英统治、专制国家和集权化、等级制——最终导致“亲资本主义阵营”的兴起和成功。党—国精英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将为他们带来更大、更安全的个人特权。他们于是着手废除这一体制。这一体制具有压制性，许多公民转而反对它，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这一阶层的人遭受国家社会主义的压制最严重。知识分子在用资本主义取代苏联体制的事业中，成了党—国精英最为宝贵的同盟军。苏联体制集权化的、等级制的特性使普通公民非政治化了，也使他们变得消极了，要不是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响应民主社会主义的号召，让亲资本主义阵营最终作无效的反抗。

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有四个事件：第一个是叶利钦于1990—1991年在苏联俄罗斯共和国的崛起；第二个是1989—1991年的矿工罢工浪潮，它大大增强了亲资本主义阵营的实力；第三个是在最后几年席卷苏联的民族主义飓风，叶利钦及其盟友由此获得了不少的优势；第四个是1991年8月的未遂政变，此次政变的失败迅速把权力从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政府那里转到15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手中。1991年底，苏联解体，在它的废墟上出现了15个新的国家（它们都是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现在所从事的，就是建立资本主义体制。

如何建立资本主义体制，在这15个加盟共和国也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选择了休克疗法的大部分加盟共和国，叶利钦天真的采用了西方提供的休克疗法，认为西方会对俄罗斯进行真诚的帮助，再次成为同一信仰下的西方国家。但是休克疗法对俄罗斯的不同集团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少数人变得富裕了，有些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大部分人变得比以前更贫穷了。

第二种则以乌兹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为例外，他们并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转轨战略。白俄罗斯基本上保持了以前的国家所有、国家控制的经济。乌兹别克斯坦遵循的经济战略类似于中国的战略，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旧经济体制的特征，同时又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乌兹别克斯坦的政策模式，包括了国家控制的货币兑换率、国家管理的对外贸易、以国有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对非国有企业决策的积极国家干预，以及一种旨在鼓励关键部门发展的产业政策。2001年，乌兹别克斯坦成为第一个GDP超过1989年水平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达到了1989年GDP的103%。白俄罗斯变成了这个群体中在这一时期第二个增长绩效最好的国家，其2001年的GDP达到了1989年的88%的水平。

事实上，俄罗斯正在兴起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一种新事物，既不同于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传统的独裁制，其特征只有放到后苏维埃俄罗斯所发生的特定的社会经济转轨背景下，方可理解。在普京时代，体制已变得越来越专制，而总统办公室已开始控制议会、地方政府，以及大众媒体。到2004年，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的民主改革，在叶利钦时代步步收紧。最终，在普京时代，这些改革几乎已完全被扼杀。似乎，俄罗斯已演变出一种也许可以被叫作“接力式掠夺政体”（a regime of serial predation）的政治体制。在这种政体下，几位总统先后掌权，而每一位总统，加上他的政治亲信，都可以开口要一笔巨额的、在其任内从经济中榨取的收入。大的财产所有者可以留下他们剥削到的绝大部分收入，同时与国家官员“分享”其中的一部分，条件是他们接受总统的权威。每一位总统都可以在装点式的选举中实际任命他的继任者，而选举无非是为了给下一个掌权人提供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