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宿命与作为救赎的写作

李德南

《百家评论》2013年第5期

从现代以来，作家、作品与医（生）、药（品）、疾病的关系，一直就是文学研究与批评所念兹在兹的论题。抛开众多作品中所涉及的隐喻、主题和情节不论，单是作家的身份，就足以提供繁多的话题。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祖师鲁迅有弃医从文的经历，促使他放弃医学的根由，则是为“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语）。在1980年代中后期，余华携《十八岁出门远行》横空出世，以先锋作家之名闯入文坛并得以告别牙医身份，远离口腔这一“最缺乏风景的地方”。

从医生到作家的身份转换，大有意味，值得我们细细辩证，但这并非本文的主旨。不避浅陋的话，似乎可以说，医生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务实”，作家则属“务虚”一族。顺着这一思路，本文的讨论对象高晓枫可谓是集“务实”与“务虚”于一身：她的职业身份是女医生，在泱泱中华，相信除了她的亲朋好友与病人能准确地在人海中辨认出她，对于更多人而言，她的面貌必定是陌生的。可是随着高晓枫这一名字在《文学界》、《大家》等杂志上崭露头角，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忍不住会去想象高晓枫这一能指背后的所指。我不知道她将来是否仍会保持医生、作家的双重身份，可是在阅读她的中篇小说《遗事》、《往事与传说》的时候，却不由得一再想起这双重身份背后所隐含的同一与差异：两篇小说的叙述都非常冷静，在切入现实、解释人心时常常露出手术刀一般的锋芒，颇得鲁迅、余华遗风。细细想来，这和职业应有一定关联。

一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两篇小说所共有的女性视角。在这两篇小说所营造的虚拟舞台上，女性绝对是最重要的角色，而男性充其量不过是配角，甚至只是背景。如果要替这两篇小说寻找一些关键词的话，“女性”、“创伤”、“宿命”应该是最重要的。两篇小说都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女性的创伤。种种创伤的酿就，和性别的关联所在多有，仿佛是女性本身的宿命。而我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因为受张洁给出的“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这一论断所左右，而是源自阅读文本时所获得的切实感受。我想起这位中国女性写作前驱的铮铮之言，不过是为了借以确证这一认知。

就情节而言，《遗事》似乎是在弗洛伊德所说的“伊拉克特拉情结”(Electra complex，或译为“恋父情结”)模式中展开的：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名叫林格（“我”）的女孩，虽然父亲林一峰体弱多病，人格上也有缺陷（林格是林一峰强暴她母亲所生），林格对他却一直“怀爱在心”。过去受强暴所导致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创伤，婚后生活的不如人意，使得林格母亲对林一峰怀恨在心。在他生病期间，她甚至阻止林一峰吃药，林一峰的死与此有关。而父亲和母亲的感情不和，林格对父亲的依恋，增进了林格和母亲对彼此的怨恨。在林一峰死后，母亲依然不能原谅他。这种刻骨的怨恨，似乎也理所当然地转移到了林格身上。与对父亲的无限宽容相反，林格对她母亲也始终报敌视态度，缺乏必要的爱与同情。

林格母女间的情感冲突，正是在弗洛伊德所出示的模式中展开的。而《遗事》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以小说的形式对这一模式进行具象化的演示，而是借此撕开了两位女性的生命裂缝，继而将她们的存在禀性展现出来。在《遗事》里，母女二人的情感拉锯使得林格最终付诸报复行动：她要将母亲的情人据为己有，掠夺母亲的“终极幸福”，从而让母亲生不如死；在实施报复的过程中，林格意外地拉近了她与母亲的距离。那是在她偷穿母亲的旗袍的过程中。在“我”穿上旗袍的时刻，“镜像的我与现实中优雅的母亲，毫无二致地重叠了。”“旗袍，而不是血缘，将我俩紧紧地链接在了一起。”“我”一再诅咒母亲的放荡，可是在“我”穿着旗袍在母亲的雕花大床上躺下来的时刻，“我”同样被欲望所俘虏，让性幻象淹没自身。最为吊诡的是，当“我”穿上源自“她者”的旗袍去勾引“她者”的情人时，“报复”这一原初目的，很快被抛诸脑后。“我”和母亲一样，被实实在在的情欲给俘虏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来的目的决不是这样，决不是。然而，我被一种陌生的狂热所吸引，全身上下，充满了一种异常的温热。黑暗中，我想象着一双苍白有力的手，这双手并没有试探，它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它一直都知道。照着旧习，它把自己放置在需要最先感受的部位，我的旗袍底下。于是，它触到了冰冷却充满燥热的肌肤。他的呼吸在我胸前游移，很缓慢很缓慢，嘴里发出热乎乎的气息，让我整个身心，陷入一场晕眩之中。”就像母亲不久前和这位有画家身份、颓废而优雅的男人在一起缠绵了三天一样，林格也和他在情欲的漩涡中沉湎了三天，然后回家向母亲挑战。在这场情色之战中，林格获得了胜利，失败却导致了母亲的内心之死，继而是肉体死亡。林格为父亲报了仇，却没有得到快乐。报仇的过程竟是如此暧昧：“我”对情欲的沉湎，使得复仇失去了正义。她将自己命名为“一个美艳又堕落的婊子”。而复仇的最终结果，是“我”为精神内面的黑暗所覆盖，“黑暗的天空底下，我跑过了石板路、石桥、石码头，踏上了一条永无止境的水泥路，这条路究竟延向何方，我一无所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奔跑。”

小说到此戛然而止。可以看到，《遗事》的叙事状物，最终超出了弗洛伊德的模式。与其说《遗事》的书写是为了印证弗洛伊德的理论，倒不如说是为了勾勒出女性所特有的存在禀性：极端的唯我论。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人（海氏称之为“此在”）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人的存在并不是现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先于本质并决定本质。二、人的存在具有一种向来我属性质，所关心的首先是“我”的存在，而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存在方式。每个人总是以自身的存在作为出发点，然后构造起具有个人色彩的“世界”。如果说海德格尔对人之存在禀性的分析具有唯我论色彩的话，那么女人大抵是一种更为极端的唯我论者。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曾说过：“女人的生命是富于戏剧性的，其原因在于她经常有内心的斗争，因为她永远太注重她自己的重要性。”以此来观照林格和她的母亲，不难发现，这种对“自我”的极端重视正是酿就悲剧的根源。我和母亲的创伤，正是性别所造成。性别无法改变，悲剧是注定了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宿命。

在《往事与传说》里，这种“宿命般的女性的创伤”再度得到重演，并且是一演再演。不同的只是经受创伤的形式。小说的叙述者“我”是一个写作者，“我”的祖母有三个女儿都没能活过五岁。大姑三岁死于肺炎，在病重的日子里咳喘不止，至死都没能缓过气来。这是苍苍茫茫、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死。二姑则死于一颗糖。她四岁那年，隔壁的老人给了她一颗糖。二姑虽然懂事，可嘴馋是孩子的天性。贪吃的结果是，糖放进去没多久就噎住了。送到医院时，二姑早已浑身冰凉。这是甜蜜、恐怖、荒诞的创伤与死亡。三姑则是莫名其妙地失踪，似乎是被一个靠孩子杂耍换钱过活的杂耍团拐走的。由于缺乏相应的安全措施，这些孩子很有可能会从极高的台面坠落到地上，几乎没人能活下来，大多被踢到桌子底下，等一宿两宿没气后，草草找个地方埋了就完事。这是悬而未决的、若隐若现的创伤与死亡。虽然小姑比她的姐妹们命长，但是同样需要领受宿命般的创伤。她先是被一个极度丑陋的独眼男人强奸，然后在新婚之夜男女两相契合的时刻“克死”丈夫，陷入婆媳之战多年才得到谅解。小姑从小就为祖母所宠爱，这种暧昧的关怀却是她孤独的根源和生存的重担。这是生命中所不能承受之重，小姑选择了上吊自杀。小说中的祖母，也同样难免孤独。她和祖父的两地分居和长期分离使得她不但此时孤独，并且永远孤独。内心的悠悠闭合，肉身的形单影只，何尝不是创伤？作为叙述者的“我”，尽管有爱她的丈夫和稳定的生活，却不时和失眠、焦虑、忧郁相伴。她的创伤与家族历史相连，而这种历史的创伤才真正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才是最贴近个人生命的。小姑的婆婆亲自为自己的儿子选择一个表面看来非常完美的媳妇，慈母之爱拳拳，结果却意外地导致了儿子的死亡。这何尝不是创伤的又一种形式？

二

有待追问的是，为什么创伤总会和女性有如此繁密的关联，如影随形？难道创伤就真的只是宿命，无从救赎？

在《遗事》、《往事与传说》中，高晓枫显然试图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进行思考。她的写作，也一再重述女性写作的惯有命题：同性或异性的爱与欲、精神或肉体的渴望与创伤、经受创伤之后的复仇与救赎。而《遗事》、《往事与传说》这样的题目，不能不让人想起陈染的《与往事干杯》。她遣词造句、经营意象，乃至布局谋篇的方式，也时常能够看出林白、陈染、海男这些中国女性写作之大宗的影响。《遗事》落笔伊始即写到：

我无比憎恨地望着母亲。从她换上旗袍的那一刻开始，红色就在我的眼底晕染开来。

我想起了我的第一次月经，鲜红的经血怎样穿过内裤暴露在外。每次来月经时，母亲都会斜着眼睛瞄我的屁股。我知道她为什么看我，我的浅蓝色裤子经过频繁的晾晒，依然洗不掉羞耻和狼狈。我把一切归结于母亲。

在这种大胆放肆的身体言说中，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的身影，幽然得见。值得注意的是，高晓枫这位女性写作的新人在继承前辈衣钵的同时，也在积极扩展女性写作的边界。这主要体现在，她不回避伸张自己那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也试图从内化的视角出发建构自己的女性话语，却不以反对男性中心主义作为旨归。

在西方，女性主义（feminism）曾是一种涉及不同领域的社会运动。早在1980年代后期，就有一些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被译介到中国，可是有关性别身份、性别政治的问题，一直到1990年代上半期才被中国学界所广泛重视。虽然从现代以来，女性写作就可以依据文学史写作的经验、视角而梳理出清晰可见的脉络，但是更为自觉地以写作来呼应理论、允许理论介入写作，却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受理论启发的影响，还有个人生存的切肤之痛，不少女性作家在写作中纷纷祭起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大旗，“女性写作”也由此演变为“女性主义写作”。而反男性中心主义正是女性主义最为核心的理念之一。在高晓枫的小说中，对男性之恶的发掘，也在在可见。在《遗事》中，若是细细追究的话，我的“父亲”和我母亲的“丈夫”的所作所为正是造成家庭不幸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往事与传说》中，小姑曾被一个极度丑陋的独眼男人强奸。这是她生命中最大的噩梦。“我”祖父，则是一个抛妻弃子的角色。

另外，众多的女性主义者还主张，为男性所伤害的女性，最终会在同一性别阵营里找到归宿。女性天生就是美的，德性盈盈。同性之爱，同性之恋爱，成为反对男性中性主义之余的精神乌托邦。在林白（《回廊之椅》、《瓶中之水》、《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破开》）等人的作品中，更为具体的场景，所在多有。在高晓枫的小说里，类似的场景也悠悠显现。《往事与传说》里祖母对小姑“过度的爱”，就是一例。这些角色的设置，这些理念的安排，恐怕不能说没有女性主义理论和众多女性主义小说文本的影响。

耐人寻味的是，高晓枫似乎并不愿意认同这些理念或结论，没有简单地承接那些女性写作前驱的文本。在她的写作中，她似乎有意突入一些更为复杂、暧昧的处境，甚至不惜充当一个主义的解构者和反叛者的角色。在这些女性写作气息极重的文本中，作者并没有将书写的过程简单地处理为道德审判的过程，更不是简单地作善恶的区分。在《遗事》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位父亲是一个强奸犯，同时也是一位“慈父”。他对女儿林格非常关爱，林格则有严重的恋父情结。如果说这位父亲充满邪恶的话，那么他的女儿林格同样不完全是善良之辈。她后来的所作所为，似乎都和这种恋父情结有关。母亲是一个受害者，对无辜的女儿却没有爱。这三者的存在，构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而对于《往事与传说》中的那位祖父，作者一方面说明他是不幸的根源，同时也不忘展示他善良的一面。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其中还塑造了一个“好男人”的形象，也就是叙述者“我”的丈夫。他事业有成，对“我”却又是如此体贴入微，丝毫不因为他是男性而自居为“中心”。在这位内外兼修的丈夫身上，丝毫看不到林白《致命的飞翔》里登陆、秃头男人、高岗这些好色而无耻之徒的影子。

至于众多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之美，同性之爱的宣扬，高晓枫在小说里也提出了不同的声音。在《遗事》和《往事与传说》里，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女性和女性之间，在在难以做到相濡以沫、相依为命。哪怕是母女之间，也难以保证她们能相互取暖，互为皈依。与此相反，她们恰好是给对方造成伤害的重要一环。《遗事》里林格和她母亲的感情冲突，《往事与传说》里祖母对小姑“过度的爱”给小姑所造成的心灵负担（这是陈染《无处告别》中曾经出现的情景），都大量地耗费了她们各自的生命元气。

三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高晓枫对“主义”以及已有女性写作文本的种种形式的“背叛”？我相信她自有另外的诉求。或许在高晓枫看来，比之于身份政治、性别之战，存在的疑难与命运的深渊更重要，也更值得深深探勘。存在是比性别更高的层次，是更为宽广的领域。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生命的压抑是导致女性创伤的原因，这原因却不是惟一的。女性容易受伤，男性也不能幸免。虽然这两部中篇都以女性作为最重要的书写对象，但是就命运而言，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注定要背负着黑暗的闸门，都有可能被身上的负担压得不能承受，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刻将重担转移到他人身上。在高晓枫的小说里，这种负荷的转移，除了出自男性，也经常发生在女性之间。《遗事》里的母亲，就因为林格是她被林一峰强奸所生而拒绝承认她是亲生女儿，始终视林格为耻辱和发泄怨恨的对象。在《往事与传说》里，祖母不能承受的孤寂和对爱的渴望，最终也是以小姑作为载体。

另外，高晓枫似乎更愿意相信，同样作为创伤的施与者，异性之间似乎比同性之间要更容易达成谅解。林白曾以“子弹穿过苹果”来隐喻性别之战。穿透、粉碎、破裂，这就是男女相遇时的状态。在《往事与传说》里，诸如此类的场景也曾经出现。在独眼男人强奸小姑的时候，作者写到：“她的身体，也在他的覆盖下，急速地分解成各种碎片。”就创伤的形态而言，高晓枫的认识和林白出示的隐喻并无二致。可是在高晓枫的小说中，这种创伤似乎并非完全不能化解，而化解也不是采取男女二元对立的形式。后来小姑曾“无数次回忆起那个独眼男人用温热的毛巾为自己擦拭全身的情形。相对于肉铺男人，她却早已忘记了他的面孔。她没有注意过他的长相，只有那句话——‘你是我的女人了，从今往后，我一定好好待你’，时常回荡心中。她总把说这句话的人和独眼男人混杂起来。”在这里面，宽恕与谅解的意味，或者说渴望，何其明显。而这种宽恕和谅解，似乎并非是甘受奴役，而是历经沧桑后的达观，是懂得后的慈悲，恰如一位诗人所言：“无法惩罚的，就宽恕吧。”（郑小琼语）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在《往事与传说》里，作为罪人的独眼男人，最后还走上了自我救赎的道路：在小姑自杀身亡后，她为小姑唱了七七四十九天的歌，“曲调中充满了极度的哀伤。第四十九天的那个夜晚，屋子里传出了凄凉的哀嚎声。有人最后一次看到独眼，已经成为了一个瞎子。瞎子的脸上，早已失去了昔日那只明亮的眼睛。”“我”的祖父，则一直保持给祖母寄钱的习惯，直到死。

考虑到《往事与传说》采用的是元小说的叙述形式，高晓枫及其写作所展示出的“差异”或分歧，就显得更加耐人寻味。小说所透出出来的迷惑，是否和高晓枫本人的切肤之痛息息相关？小说里“我”奋然追索家族创伤的历史，是否是高晓枫本人痛定思痛的隐喻？进一步言之，高晓枫是否也和小说中的“我”一样，将写作看成是救赎的方式，从而写作的过程就是救赎之旅？“我”想象历史、解释现实、突入心灵时所表露出的认知，是否就是高晓枫本人给出的铮铮之言，是她用文学意义上的“女”“医生”身份开出的“药方”？凡此种种，皆无以确定。甚至于这两篇小说所透露出来的女性写作之传承与裂变，似乎也只能从德里达“幽灵学”（Spectrology）的角度去理解。可是在对女性写作命题的再现、再造、再拟中，高晓枫无疑是女性写作令人注目的新人。至于“新人”是否能熬成“传人”，并为女性写作开出更为复杂的面相，还有待观察。可是从她目前所出示的作品和潜力而言，我愿意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