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过草原》：心与心的对话

李德南 

刊于《文艺报》2013年2月4日

有一段时间，我对那种自称或被称为“文化散文”的作品并不是特别喜欢，甚至还有几分厌恶。这些作品，往往有一个写作套路：翻翻故纸堆，摘取一些史料、史实、秘闻或掌故，用抒情的、议论的、叙事的语言加以渲染、串联，草率成篇。它们表面看起来体例宏大，充满学识，实际上不过是在重复一些已有的结论，既无个人的精神见解，也无个人的生活感受，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纸上的文学”。而在我看来，真正好的作品，总是要以人的独特存在作为地基的——所谓生存论的根基。人的生活，经历与经验，在某一时空里的具体感受与想象，赋予文学以独特的、恒久的魅力。说到底，文心即人心，缺少了人的参与，文学自然就成了无心的、空心的文学。

这些问题，并不是文化散文本身的必然局限，而是可以避免的。苛刻一点来说，这其实并不关乎文体，而是关乎作品背后的那个人——作品本身的局限与匮乏，源自于作者在主体性上的局限与匮乏。真正有大精神、大识见者，自可以在局限之外另开一路，自立其“大”。譬如熊育群先生在《收获》杂志（2012年第4期）上发表的散文《风过草原》，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个案。

《风过草原》洋洋洒洒，长达万言。它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在于有效地张扬了作者的主体性，实现了历史与个人、叙事与抒情、天地与本心的统一。

和通常意义上的文化散文一样，《风过草原》也关照历史的问题，尤其注重讲述拓跋鲜卑族人的历史。“当年，他们从大兴安岭的加格达奇出发，一路南迁，进入中原腹地。两三百年里，一个不起眼的原始部落，三次向南迁徙，生存方式从游猎，转入游牧，再到农耕，人类与土地的三种基本形态，他们一一经历，然后，入主中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北魏！”这是熊育群在文章中特别提醒我们注意的线索，整篇散文，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一线索展开的。作者在架构整篇文章时，还设定了另一线索：“我”的一次游历。我走的路线与拓跋鲜卑族人是重合的，“那条南迁的路线就这样豁然地展现在我的面前——让我这个久困都市的人，目光无限地伸展，像马背上的风。”这个“我”，又是一个具有主体性的我，是一个有独特生活经验的我，是一个面容清晰、表情丰富的我，是一个有隐秘心事的我：“这一次远行，内心里有着一种逃避的念头，尽管空间的距离对我毫无意义。但是，长时间的奔走，陌生的环境，让我感觉进入了另一片时空，是二千年前的那次迁徙让山水变得古老，眼前的人事反倒成了背景。”因此，这一次远行，既是对拓跋鲜卑族的历史的打捞、打量与想象，又是对自我内心的凝视、抚慰与省察。历史与个人，“南迁”与“南行”，在此互相交织，合而为一。

再有就是叙事与抒情的统一。在《风过草原》里，作者试图在一次“南行”中重新讲述或“再现”拓跋鲜卑族“南迁”的历史，这就使得，这篇散文带有明显的叙事性。文章开篇时即写到：“‘加格达奇’，发音奇特，火车票上读着它，意义不明。K7042次火车一夜摇晃，抵达这座城市。”这已带有叙事的性质，用作一篇小说的开头，也完全可行。它还特别注意叙事时间与叙事空间的安排与分布。整篇散文分为六节。第一节讲加格达奇和嘎仙洞，这是拓跋鲜卑族出发的地方，也是拓跋鲜卑族留下历史记忆的地方——多么重要的原点。第二节则讲大兴安岭，“它在天地间延伸，显得舒缓平坦。茂密的森林，遮天蔽日，这些高大的松树、白桦树和杨树，彰显了山的气魄。我竟然从北到南，沿着它的千里山脉走到了尽头。”我将在此度过有限人生的此时此刻，完成我个人生命历史的一个片段；拓跋鲜卑则一度在此狩猎、放牧，度过从游猎向游牧转变的过渡阶段。这种叙事时间与叙事空间的结合，在剩下的四个章节中也非常引人注目。而不管是面对拓跋鲜卑族的“南迁”也好，还是面对我的“南行”也好，“我”总是适时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伸展自己的感受。“我”所使用的文字，又是灵动的、诗性的，充满象征与隐喻，还有东方式的感悟或哲理，抒情气息浓厚。叙事与抒情，借此融为一体，呈现在读者面前。

还有就是天地与本心的统一。李敬泽先生曾经说过，作家要能“参天地，见本心”。所谓的“参天地”，就是要有广阔的胸怀与视野，有足够的勇气，有一些超越的、理想主义的精神；“见本心”，则是要忠于自己的真实经验，突破一切的成规，与赤诚的自我照面。这对熊育群来说，可以说一种自觉的追求。他自己也曾经说过，一个作家，必然要“怀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之心，游历并认识自身之外的广大世界，这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很难想象一个关在书房里的人，能有对这个世界独到的见识与宽广的眼界。我在这样的游历生活中深刻体验到生命与人生的疼痛，这是我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每个走出家门的人都会写一样的东西。作家永远是个数而非复数。”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自我认知，《风过草原》中所呈现的一切，也是独特的。

从个人的“南行”这一角度来看，《风过草原》自觉地把“我”放在广阔的天地间，借此来认识这一有限的、却是独特的“我”，“以有限的个体生命来敏感地、深刻地体验无限的存在，张扬强烈的个人生命意识”；从拓跋鲜卑族的“南迁”这一角度来看，则是透过“我”的在场与体验，给那段历史打上个人的存在印记：“长坡起伏的草原空无人影。风把敖包之上的旗吹动。神灵在虚无中给灵魂以恐慌。这片拓跋鲜卑人生活过的土地，他们眷念故土的灵魂也许就在下面安息吧，也许飘浮着的云影就是他们在草原上的游弋。我望着大地上一处正在飞跑的云影，盼望它飞过我的头顶。这是天与地寂寞的游戏。空荡的草原，从前飘移着蘑菇似的蒙古包的大地，只有马蹄踏响、勒勒车吱呀的大地，如今游牧民族不再游牧了。他们开始定居，开始建造房屋。”这样的描写，实际上是让“我”成为历史与当下、时间与空间的一个连接点。历史就不单单是一些事件，不再是文字记载，不再是一些毫无生命的知识，而成为一次与个人有关的存在事件。借此，历史获得了不一样的生命与呼吸；我则在广阔的天地间重新界定了自己的位置，刷新了自己对历史、天地、人生、自我的认识。在这里，天、地、神、人是一体的，时间与空间也是一体的。

正是由于作者主体的在场，还有历史与个人、叙事与抒情、天地与本心的统一，《风过草原》就不是无心的、空心的文学。借此，文化散文获得了它的心。而这样的文学，也不再与心灵无关的“纸上的文学”；字里行间，其实埋藏着存在的奥秘，还有命运所赋予的起伏的机缘。与此相关的阅读，就不单单是收获一些知识，而同时还意味着，一颗心灵与另一颗心灵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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